公務員帶薪種甘蔗有悖社會公平

近日，貴州省荔波縣政府出臺文件，鼓勵機關干部尤其是農技干部創辦“甘蔗種植示范基地”，公務員可以帶薪留職投資種甘蔗。（12月9日《新京報》）

表面上看，荔波縣公務員帶薪種甘蔗是一種扶農活動，與傳統意義上的紅頂商人有所不同，但是公務員帶薪創業的本質是一樣的。應該承認，對積極投身甘蔗產業的公務員帶薪留職，對于調動他們的創業積極性，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拉動地方經濟增長，促進甘蔗產業發展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流動有一定的好處。荔波縣發展甘蔗“甜蜜產業”的急迫心情也清晰可見。但我們只要稍加分析，不難發現，帶薪創業不僅于法無據，而且有悖社會公平，從法、理上都站不住。創業歸創業，公職歸公職，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其一，公務員帶薪種甘蔗創業于法無據。無論是《國家公務員法》還是國家政策對公務員從事經營活動都是嚴格禁止的。國家公務員法第53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從事或者參與營利性活動，在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中兼任職務。第102條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其二，公務員帶薪種甘蔗擾亂了正常的甘蔗生產與銷售秩序。公務員帶著官方身份參與甘蔗生產與銷售競爭，容易造成官農不分、官商不分與權力腐敗。眾所周知，國家公務員掌握著公共權力，其職責是用好公共權力，為公眾創業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而不是自主創業經營，在工資福利之外，另獲物質回報。公職就是公職，創業就是創業，兩者的工作目標與價值取向完全不同。所謂的“官商分離”，落腳點應在權力剝離上，如果公職人員帶著權力創辦甘蔗產業，實際上就是扮演著紅頂商人、紅頂農民的角色。一方面帶薪創業者掌握著一定的公共資源與公共權力；另一方面，長期的公務員身份也讓公務員擁有其他創業者無法比擬的人脈關系，讓他們帶薪參與甘蔗市場競爭，就存在權力尋租，擠壓其他甘蔗生產、經營者市場空間的可能。容易破壞公正合理的生產與經營秩序。

其三，從社會公平與政府的角色定位來看，政府應該為所有創業者營造公平公正的創業環境與氛圍。公務員享受帶薪創業的“超國民待遇”，實際上是做一份事情，拿雙份報酬，這對廣大納稅人不公平。拿納稅人的錢為帶薪創業的公務員保駕護航，誰給了政府這樣的權力？有沒有問過納稅人的感受，人大同意沒有？而且，政府給公務員創業大開綠燈，對其他創業者十分不公平。擁有公共權力、人脈關系與資金、技術等先天優勢的公務員經營甘蔗產業，有政府做堅強的后盾，有后路可退，而創業條件遠遠不如公務員的下崗工人、農民、大學生創業，如果他們種甘蔗虧損，又該由誰來給他們提供兜底保障呢？

因此，公務員帶薪創業即使可以暫時發展壯大甘蔗產業，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為地方政府制造政績指標，也未必能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公務員帶著公共行政資源與薪金待遇創業，容易耗費更多的社會資源與公共權力資源，導致權力尋租，破壞市場經濟秩序，打壓其他創業者。帶著權力因素的創業并不是貨真價實的價值創造。這不僅會影響到政府宏觀經濟決策，而且對經濟社會長遠發展也不利。

一言以蔽之，公務員創業的前提條件是，不違背法律，不破壞社會公平。如果公務員先摘掉頭上的紅帽子，再去種甘蔗、賣甘蔗，恐怕質疑的聲音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