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道部近日任命原哈爾濱鐵路局黨委書記韓江平擔任鐵道部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新聞發言人，原鐵道部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將赴波蘭華沙擔任鐵路合作組織中方委員，其原有級別待遇保持不變。這是鐵道部八年來新聞發言人首次換人，也是“7·23”動車追尾事故之后鐵道部的又一起人事變動。

王勇平離任鐵道部新聞發言人，有媒體稱之為“被停職”或“被免職”。鐵道部有關負責人隨后表示，“不是免職或被停職，而是正常的職務變動”。加之王勇平即將赴任鐵路合作組織中方委員（如果他是以免職受到問責處理，按規定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大致可肯定，他的離任的確是正常職務變動，而不是受到問責處理。

然而，顯然又不能說，王勇平此番職務變動全無被“處理”的意味。7月2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王勇平回答記者提問“為什么要掩埋車頭”，說為了填平泥潭方便救援，“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又說宣布停止救援后又發現小女孩，“只能說這是一個奇跡”。這些表述觸犯了眾怒，引起了輿論強烈反彈。在國務院調查組對動車追尾事故展開全面調查的當口，鐵道部決定調整王勇平的職務，人們有理由相信，此舉有對他進行某種“處理”之意，只不過這種“處理”沒有達到問責的程度。

既對王勇平進行某種“處理”，又不正式采用問責方式，這大約是由對王勇平在7月24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現的評價決定的。據報道，新聞發布會召開之前，王勇平獲得的有關救援行動的權威信息并不多，對現場救援的許多問題，他只能匆匆請教救援人員，對所謂“填平泥潭方便救援”之說，他也很難從專業角度加以理解。在鐵道部高層無一人出面回應公眾質疑的情況下，王勇平以鐵道部新聞發言人身份，在新聞發布會上獨當一面，對每個充滿火藥味和挑戰性的問題都不回避、不搪塞，應該說表現出一定勇氣、誠意和水平。至于他做出“我反正信了”、“這是一個奇跡”等嚴重失當的表述，應歸為“技術性失誤”，而不應一味上綱上線。鐵道部沒有對王勇平進行問責，更沒有給予他黨紀政紀處分，而是以變動職務方式對他進行“處理”，對應的就是這些“技術性失誤”，這種“處理”是比較恰當的。

較之某些“技術性失誤”，新聞發言人面臨的更大尷尬和困境還在于，他們大多不參與公權部門重要決策和實際操作，有時對一些核心權威信息掌握并不全面，但在新聞發布會上接受采訪時，他們總要被問及有關重要決策和實際操作的具體問題，由于難以充分滿足信息需求，他們很容易給人留下敷衍塞責、虛以應對的不良印象。在7月24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現不佳的王勇平，實際就處在“鐵道部權威信息整合不力、供應不足”和“媒體和公眾信息需求巨大、要求強烈”的夾縫中，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公眾發泄不滿情緒的“載體”。這種困境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新聞發言人制度必須走出“王勇平困境”，才能真正起到以新聞發布推動公權機關事務公開和信息公開，保障公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作用。

為此，新聞發言人制度需要進行“加大賦權”改革，賦予新聞發言人參與重要決策和實際操作的權力，使其有權參與整合、制作核心的權威信息，這樣，新聞發言人才能在面對媒體和公眾時胸有成竹，才能及時、全面、如實地發布公共信息。一個關鍵問題是，公權機關應當端正對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認識，不能把新聞發言人制度當成一種應對媒體、敷衍公眾的“擋箭牌制度”，不能把新聞發言人視為一群以打官腔、說大話、回避矛盾、掩飾問題為能事的巧言令色之人。如果對新聞發言人制度懷有錯誤認識，認為新聞發言人不過是一臺可隨意操控的“發言機器”，那不但是對新聞發言人職業的侮辱，也是對公眾權利的侮辱。

從長遠看，推行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根本目的，是要以保障公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為支點，反過來推動公權機關形成完備的信息公開制度，進而反推形成完善的規范、制約、監督公權力的制度，確保公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要走出“王勇平困境”，走向“以信息公開促進權力運行公開”的政治生態，將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