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男子李昌奎奸殺19歲少女王家飛后，又將其3歲的弟弟活活摔死。其后，李昌奎在四川投案自首。這次不被死者家屬認可的自首，最終成為他二審時的“免死牌”。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田成有接受采訪時說：不能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殺人，殺人償命的陳舊觀點也要改改了。（７月１３日　新快報）

隱藏在這起被稱為“賽家鑫”案件背后的是是非非，喧鬧了夠長一段時間了。僅騰訊網一處的網絡投票就顯示：97.61%的網民要求判處李昌奎死刑，1.39%的網民支持云南省高院判處死緩。如此懸殊的比例之下，云南高院27名審判委員會成員討論而來的“死緩”決定，也經受著質疑。在此語境下，田成有出面回應，筆者更愿善意不帶先入之見地將其視作是對法律原則的堅持，是在嘗試以現代司法理念與“殺人償命”的傳統意識媾和。

只是，這里有一個前提需要厘清，那就是：“以公眾狂歡方式判一個人死刑”的情形，是否存在？輿論鼎沸，是否就意味著大家在無理性地狂躁——李昌奎“死緩”，則公眾沮喪；李昌奎死了，則公眾興高采烈？另外，公眾與李昌奎本無任何私人恩怨，為何執意要與之為“敵”，同時給云南高院的法官們以難堪？

以筆者觀之，公眾實則只是在基于常識、常理，按常規思維來對這起血案給出自己的判斷，他們樸素表達著自己的認知，內中雖不乏情緒化語言，但決定權，還是操控在判案法官手中，沒有誰要硬性剝奪他們行使職權。而且，“死刑”和“死緩”，僅一字之差，之所以引致激烈對決，還在于現實情境中，“死緩”每每被變通為一點點減刑，甚至數年后大搖大擺出獄的詭異情形。這，應該說和司法系統內的人情風及貪瀆腐敗不無關聯。公眾要想實現心目中的公平正義，只能期求將博弈環節前置，在判決之前表達觀點、立場。佘祥林、趙作海的冤案還不夠警醒嗎？公眾這樣做，這還不夠被動和可憐巴巴嗎？

從這個意義上，如田副院長所言的“騎虎難下”，關涉的無非是判案法官們該如何看待輿論監督、如何對待民意反饋的問題；而所謂的“以公眾狂歡方式判死刑”，也不過是一個臆想出來的偽命題。畢竟狂歡，只能是遂愿以后的行動表示；給不給狂歡的機會，端似法官們的自由裁量權而定。田副院長大概把原本案件判決就需要吸收社會意見的正常程序，“習慣性”地拋諸腦后了，才將民意的正常表達，夸大成億萬民眾皆曰可殺的滔天之怒。不是嗎？！

就具體案情而言，李昌奎作案之兇殘，對照其逃亡5天后的無奈自首，是否足以免死，應該說，云南高院的法官們與公眾的常理認知也確實大相徑庭。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個農村男子，因提親遭拒就銜恨將女方奸殺，然后又喪心病狂將3歲幼童猛撞門框致死，這樣連索兩命的暴虐，在“保護人權、人性”的適用范圍之列嗎？又怎么會與“少殺”“慎殺”的現代理念掛鉤？最高法院確曾規定對于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發的故意殺人犯罪，慎用死刑，但少殺、慎殺絕不等于不殺，對此不可做機械教條理解。以上述的情形而言，判決其死刑，應是順理成章，怎么就成了“冷漠”和“玷污法律”了呢？

“以公眾狂歡方式判死刑”的網絡暴力當防，但以白癡方式寬縱應死之人，更當戒。拿為抵觸民意“滲透”而虛構出來的偽命題，為自己的工作搪塞辯解，屬于色厲內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