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2010年度工作報告，指出將嚴格掌握和統一死刑適用標準，不是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均依法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同時，堅持死刑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切實保障死刑案件程序公正。（5月25日《京華時報》）

罪刑法定、人人平等，是司法審判的基本原則。然而，在現實操作中，量刑差異卻是不爭事實。同樣的案子在一個地方可能會判處死刑，但在另一個地方卻可能逃過一死。尤其是職務犯罪中“小貪重判、大貪輕判”的現象，更是備受公眾質疑。遼寧“土地奶奶”羅亞平非法斂財6000萬被判死刑，山東日照檢驗局原局長李華森貪腐近1.6億元被判無期。兩廂對照，令人大跌眼鏡。

事實上，早在2006年，時任最高法院長的肖揚就在第五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提出“嚴格掌握和統一死刑適用標準”；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縱深推進司法改革10項任務”，“逐步統一死刑案件裁判標準”亦赫然在列。然而，數年時間過去了，死刑尺度的統一卻依然只是一個“未來式”。

凡事知易行難。我國現行刑法中采用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模式，其優勢在于有效發揮法官的主觀能動性，避免因規則帶來的刻板導致法律適用的僵硬。但由于目前相關法律及配套制度不完善，使得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空間過大，并未達到理想的“度”。

按照刑法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顯然，“罪行極其嚴重”的標準過于原則和抽象，至于哪些情節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也沒有相關的立法和司法解釋。此外，刑法分則對對具體罪名規定的刑罰種類較多，并且每一種刑罰的幅度也較大。以貪污罪為例，刑法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在貪腐記錄屢屢刷新、金額動輒千萬上億的今天，這樣的標準留下了太大的回旋余地。

“酌定情節”失范，也是導致死刑標準不統一的重要因素。酌定情節，又稱裁判情節，是指法院從審判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在刑罰裁量過程中靈活掌握、酌情適用的情節，比如犯罪的動機、手段、對象、結果等等。不過，刑法中“酌定情節”的構成要素在法律中幾近空白。盡管在司法實踐和刑法理論研究中，人們總結出一些“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情節，如犯罪動機不是特別惡劣，被害人有一定過錯，共同犯罪有多名主犯但不是一律都要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等等。但這種總結歸納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最終還要依靠法官的綜合判斷和內心確認，從而因是否考慮這些情節造成量刑結果迥異。

人命關天，公平為大。死刑裁量尺度不一，缺乏對犯罪嫌疑人生命權的敬畏，也嚴重影響司法的公正，為少數司法人員辦關系案、人情案，甚至滋生腐敗提供了可能的土壤。因此，統一死刑適用意義非同小覷，實施刻不容緩。一方面，最高法應對具體罪名量刑出臺更為科學的司法解釋，明確在何種情況下適用什么樣的刑種以及相應的量刑幅度；將“酌定情節”全面法定化，賦予其在量刑情節體系中應有的法律地位。同時，借鑒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出臺指導性案例，約束審判人員的自由裁量權，促進執法標準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