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陽區規定，承接政府建設工程、采購項目的企業，須提供檢察機關開具的“無行賄犯罪證明”。

這不是首創。早在2002年，寧波北侖區檢察院就建立“行賄人資料庫”，進而在全市推廣。這一措施，當時即報道為“使有行賄前科者在進入招標伊始就遭受到最大的阻力，喪失入圍的機會”。

國內是否還有更早的試驗，我不了解，但網上檢索可見，檢察院建立“污點查詢”系統，拒絕有行賄記錄的企業進入政府招標環節的做法，2003年以后逐漸多起來，現已在很多地方執行。相比之下，我有些奇怪這一規定在北京為何遲至現在才“率先在朝陽區實施”。

賄賂行為必有行賄與受賄兩個方面。雖然，依照法律，行賄和受賄都能構成犯罪，但在中國，打擊受賄遠比打擊行賄為多。一種猜測，大概以為行賄有被迫成分，而受賄則處主動地位。但前幾年已有輿論注意到行賄者在一定情況下也可能處于主導位置，是一種主動的交易，因而主張應像法國、意大利等國那樣，對行賄與受賄以相同的法定刑一視同仁地處罰。

這一主張受到相當強烈的反對。有檢察官撰文說，賄賂犯罪外人很難知曉，如果對行賄與受賄同等處罰，就會使行賄人抗拒調查，而“行賄人的口供對案件的偵破起著關鍵的作用。如果他選擇不配合、不開口，那么，賄賂很可能成為爛在肚子里的秘密”，因此同等處罰行賄與受賄是“理論上無懈可擊，但卻缺少現實意義的‘高見’”。

不過，現在我們知道，刑事訴訟法據報正面臨大修，禁止強迫自證其罪有望入法，沉默權可能確立，而“如實供述”、“坦白從寬”等可能作古。由此，口供將在很大程度上難以成為刑事辦案的依靠，以便于獲取口供來解釋行賄犯罪從輕處罰，顯然不再有充足理由。

一個企業，因其曾經行賄而在一定時間內被取消政府項目招標資格，還遠非法律上與受賄同等處罰，但多少有利于扭轉因“無后果”而導致肆無忌憚進行行賄的風氣，有利于建設一種非賄賂的公平競爭環境。請想想，在“個人征信制度”的覆蓋下，一個公民是多么容易被記錄“信用污點”，從而產生一系列的麻煩；而一個企業，一個企業法定代表人、負責人，如果在有了行賄犯罪記錄之后，仍然可以自由自在地繼續在政府項目中投標、中標，這是何其不公平的情景。

有了行賄污點查證系統，并非萬事大吉。去年南京“7·28”爆燃事故發生后，有媒體報道事故暴露了“失效的行賄黑名單，失守的制度禁區”。在引發爆炸的項目中，沒有任何單位查閱過 “行賄犯罪查詢”，致使一個上了行賄黑名單的人承接了項目。

就北京朝陽區的規定來說，它要求所有參與政府項目招標的企業，提供“無行賄犯罪證明”，看起來，可以不使“行賄黑名單”失效。然而，我以為這實際上轉嫁了政府招標中對投標企業的資格審查責任。

檢察機關既然已經有行賄人數據庫，那么政府項目招標中，或直接查證投標企業是否有行賄記錄，或委托反貪機關去查證，都是可以的。而要求所有投標企業到檢察機關去開具“無行賄犯罪證明”，不僅增加企業的麻煩，而且可能橫生枝節，形成某種不必要的“審批”。

值得關注的是，盡管很多地方都建立了行賄犯罪數據系統，并要求產生污點記錄者不能參與政府項目招標，但這種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對遏制賄賂現象產生了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對行賄者的限制，并不明朗。我們對行賄污點記錄制度，可能更多是一種預想，而實際運行情況如何，工程賄賂、商業賄賂是否有所減少，未見確鑿的報告。

（作者為資深評論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