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實踐中，大量行賄人不被處罰的問題，影響惡劣，危害很大。”在此次全國人大會上，來自安徽的全國人大代表汪春蘭帶來了一份《關于結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完善我國賄賂犯罪立法的議案》。（3月12日《中國青年報》）

　　行賄和受賄不僅不同罪不同罰，而且行賄罪與受賄罪在處罰上也極不對稱。我國刑法立法和執(zhí)法對行賄罪與受賄罪在刑罰處罰上輕重迥異，可謂“陰陽兩地”、“一生—死”。

　　現實中，類似查處行賄受賄尷尬的還有諸如打擊賣淫嫖娼。有關部門在掃黃的時候，往往拘留或判刑的都是“小姐”，嫖客一般都是交了罰款走人。正因為“創(chuàng)收”的沖動大于嚴格執(zhí)法的熱情，所以才有了色情市場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如果對嫖客也都予以拘留或判刑，那么一定會震懾一大批。一個巴掌拍不響，沒有了買方市場哪里還會有賣方市場？

　　一個花錢“辦事”，一個為錢“獻身”。行賄人和受賄人也如同嫖客與“小姐”關系一樣，也是相輔相成的統一體，我們在查辦行賄和受賄的時候就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要讓受賄人不敢受賄，也要讓行賄人不敢行賄；要讓受賄人無賄可受，也要讓行賄人無賄可行。要打擊受賄犯罪，也要打擊行賄犯罪；沒有了行賄犯罪，哪里還會有受賄犯罪？

　　或許有人會強調，如果嚴厲處罰行賄人，就會給我們查處受賄人增加難度，這樣就是在保護受賄犯罪。不能說這樣的擔心沒有道理，但這只是從司法功利的角度考慮。

　　由于查處受賄人的難度較大，大都是“一對一”的證據，辦受賄案時往往從查行賄入手，需要通過行賄人提供的事實去證實受賄人的犯罪事實。因此，辦案人在做行賄人工作時常會給予一定政策上的從寬，有的在心理上還會給予一定的寬容；另一方面是出于認識上的偏狹，認為行賄人是有求于人，受賄人是人求于我，認為受賄危害大于行賄。

　　殊不知，行賄人也不是天生的受害者。不排除有的受賄人是主動索賄，但相當多的受賄人卻也是“受害者”。可以這么說，大多數行賄人（包括捐客）多是自愿的“尋租者”，是“加害人”，是不達目的不罷休、專叮“有裂縫之蛋”的“蒼蠅”。

　　沒有了嫖客哪里還會有什么“小姐”？有行賄必有受賄，而有受賄也必有行賄。在犯罪學上，行賄與受賄是一種“一對一”的對合關系。許多國家基于對賄賂犯罪性質的認識，將行賄受賄同罪同罰，甚至有的國家將行賄稱為“積極腐敗”，而稱受賄為“消極腐敗”。

　　當然，如果我們真的要嚴厲處罰行賄人，就會在查處行賄受賄的過程中遇到這樣那樣的阻力，但是，“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阻力論”顯然不能成為不追究行賄行為人刑事責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