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上旬，我的批評文章《春晚導演莫學“蘇紫紫”》發表后，招致了春晚總導演馬東專門撰文回應，從而引發了被媒體定義為“教授導演春晚罵戰”的爭端。日前某報“半月談”發表評論文章《那些爭論并不重要》，該文稱：“對于春晚，人們各取所需，各愛所愛，笑而不語，就足夠了。爭論？算了吧，它真的沒那么重要。”

為什么今天圍繞春晚的爭論“并不重要”？該作者給出的理由是“春晚本身的重要性在不斷下降”，換言之“春晚已經沒那么重要了”，真是如此嗎？

從一方面講，春晚的重要性的確在下降。其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春晚的收視率受到質疑；二是春晚的認可度嚴重下降；第三，更為重要的是，春晚放棄了“國家晚會”的社會責任，在“娛樂大眾”的旗幟下潛伏低俗表演，喪失了維升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感的重要職能。

但是，從另一方面講，春晚的重要性不僅沒有下降，而是在持續攀升。這也有三個方面的表現：

其一，從1983年的零廣告收入，到2010年的過6億元的廣告收入，春晚廣告的單位時間價格已經超過了奧斯卡獎頒獎典禮廣告的最高價格（《北京晚報》2月24日）。據悉，直至今年，每屆春晚制作最高投入約1000萬元，因此春晚的投資回報是1:60。春晚是非營利的國家公益晚會。在天底下，恐怕就是以最大營利為宗旨的西方娛樂商演也難有春晚這么高的回報率吧？

其二，在當今中國演藝界，無論是否已出道，是否已成名，多少人擠破頭都想上春晚鍍金？對于那些“上不夠”和“死要上”的人來說，能說春晚重要性在下降嗎？

其三，更為重要的是，正如演藝界流行“春晚夢”，春晚節目的低俗化對當今中國演藝界甚至青少年藝術教育的負面導向作用也日趨嚴重。當我們看到，每年春晚那些低俗的表演節目在日后被演藝界和中小學廣泛習仿，形成“春晚表演風”，我們就明白，為什么多年來與“反三俗”相逆的低俗化潮流越反越猛。

在中國現行體制下，春晚的重要性是不可動搖的。春晚是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只要有中國，就要有春晚。現在的事實是，當春晚放棄正確導向、突破必要底線，因低俗而加速喪失觀眾、口碑敗壞的同時，它作為“國家晚會”的吸金魔力和鍍金神力卻極度膨脹，因而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負面意義也相應嚴重化。這是從反面證明了春晚的重要性不可動搖。

春晚在演變成為某些利益集團吸金、鍍金的“國家基地”。近30年歷程下來，春晚舞臺已經被幾位“春晚釘子戶”壟斷——“師傅帶徒弟”，正在把春晚舞臺世襲化。作為“春晚最牛釘子戶”，趙本山連年成批帶徒弟上春晚鍍金，想帶幾位就帶幾位；想帶誰就帶誰。趙本山現象表明，春晚不僅變成了演藝界利益集團的角逐舞臺，而且已出現幫會化現象。

在春晚總導演們的縱容下，現在春晚舞臺上的趙本山們，把愚昧當幽默，以低俗作娛樂，把春晚舞臺日益惡俗化的同時，臺下的春晚主辦者和臺上的趙本山們正在“各取所需，各愛所愛”。眼睜睜看到春晚如此敗象，我們真的只應該“笑而不語”，而且還要說服自己“足夠了”嗎？恐怕很少有良知的國人會對此高論鼓掌稱是吧。

我還讀到兩位記者朋友寫的另一文章，對我批評春晚有如是建議：“對于肖教授，想說的是，批評得確實有些太狠，文藝理論家洛詹爾有句話說得好：‘巧妙地質疑是一個優秀批評家的重要特征’。”我對“洛詹爾”一無所知，自然也不知他所謂“巧妙地質疑”是何大義。什么是“巧妙地質疑”呢？我揣測下來，是否就是把批評的功夫做到“隔山打牛”、“踏雪無痕”的境界？

我認為，對于批評，應當不存在可以不問青紅皂白、天下通用的“巧妙地質疑”技巧。如果你只想做個好人，就不要打算進入地獄。批評是投身地獄的事業。我是這樣認識批評的。

也許我將來會改變自己的看法，但今天我堅定地認為，我不可能也不應該把對春晚現狀的嚴正批評軟弱化為“巧妙地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