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公車監管方案，無疑是妥協產物。以貨幣直補的公車改革，“補貼高了，老百姓有意見；補貼低了，影響公務，打擊工作人員工作熱情”，所以減少公車不予考慮。這里面隱藏著一種利益承認，即官員配用公車理所應當。但官員配車泛濫，很多原是違規使然，違規然后確認，不斷違規又不斷確認，使違規利益漸漸擴展為被承認的利益，而后其造成的公共財力耗費引起了市民不滿。而到需要正視問題的時候，積累的違規問題又成為問題不可解決的原因。

公車私用合法化，即使是如有些人所說，是朝公車改革邁進了一步，卻仍為真正的公車改革設置了未來的“歷史遺留問題”。公車改革的方向，應是減少公車購置與配用，并將出行補貼計入公務員收入，使其收入水平保持與社會一般收入相稱的合理水平，而不是步步承認其過高或不當的得利。不減少公車數量，而去做“公車私用合法化”，有可能只是在公車上捆綁了更復雜的利益，從而增添公車改革的麻煩，提高公車改革中的叫價砝碼。

很多事項的改革，很多管理辦法的改變，如果與公務員有關，往往會走向奇怪的境地。社會不滿意與官員不滿意之間的妥協，大概其主導總是官員不滿意，而社會不滿意停留于一些“三令五申”而不被執行的紙張而已。

（作者系長江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