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保利違建別墅的“準生”，給了法律一點顏面的話，就是每棟2萬的罰款。但這點遮羞款不僅不足以保全法律的顏面，反倒還標注著權力對法律進行違法贖買時的低廉價格。

同樣是違建別墅，在廣州卻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一個強拆了，一個“準生”了。

強拆的那個，是廣州二沙島的“最牛違建別墅”，業主為富豪。時有廣州城管執法，有廣州市長震怒，無論業主怎么稱“我有后臺”，違建別墅終于還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倒掉了。其時為7月下旬，強拆之舉引得人心大快、輿論振奮。

“準生”的這個，是廣州金沙洲的保利西海岸房地產項目，開發商是保利。雖也有廣州城管部門“多次要求其停工，并最終將其列為違建典型進行通報”，但在交完每棟2萬元的罰款后，最終悄然地挺立著。若非今時新華社追蹤，公眾又如何得知這85棟別墅由違法變“合法”？

同樣是違建，其違法成本的差距簡直有天壤之別，也同樣給公眾造成了強大的心理落差。同時也給了人們一種強烈的直覺：違建別墅命運的不同在于其所有者的不同。一個說有后臺，其實未必真有，有也未必硬，硬也未必真敢出面。一個沒說有后臺，但保利這樣大的名頭，無聲勝有聲。

我不禁想起當初“最牛違建別墅”被強拆時，有輿論歡呼這是法律的勝利。京華時評則追問“強拆最牛違建別墅有多少法律力量”。保利違建別墅“準生”再次表明，法律不是決定違建別墅命運的關鍵力量。“強拆”多少還高調宣示法律是有尊嚴的，“準生”則完全表明法律有時是很無能和無奈的。

在非別墅用地建別墅，廣州保利西海岸別墅經過廣州市規劃局的一番低成本處罰后輕松拿到了“準生證”。規劃局為何如此處罰，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廣州兩起違建別墅案表明，權力決定了違建別墅的不同命運。

權大還是法大，理論是一回事，實際是一回事。公眾原本也沒敢指望權力都能依法。對于公眾來說，如果希望總是變成一種奢望，那就會是一種幼稚。在法律之內，權力再怎么彪悍，得理不饒人，公眾惹不起還躲得起。因而只是期望在一個追求法治的國度里，權力多少要收起那囂張的觸角，至少要維護法律的尊嚴和體面，不要有損于國家尊嚴和形象。

如果說，保利違建別墅的“準生”，給了法律一點顏面的話，就是每棟2萬的罰款。但這點遮羞款不僅不足以保全法律的顏面，反倒還標注著權力對法律進行違法贖買時的低廉價格。正如暨南大學胡剛教授的精確計算，這罰款均攤到成本里每平方米只增加54元，其附近的一些普通商品住宅售價都在每平方米1.2萬元以上，這么低的違法成本相當于沒有處罰。

每一次權力斗敗法律，得勝者、得利者或在歡呼，但每一次都在潛消著公權力的公信力，都在喪失著政府的民心。公權乃民授，當受法制約。如果每一次都以法律告敗，試問還有多少公信力可潛消？還有多少民心可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