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崗區布吉街道動用財政投資89萬多元，砍伐石芽嶺公園林木，占用生態線內土地，修建5棟1至3層樓高的違建，被市民舉報修豪華別墅。南方都市報記者調查發現，這5棟違建是為修建茶館，而整個石芽嶺公園的設計、建造都沒有通過國土規劃部門審批，里面的絕大部分建筑都是違法建筑。（7月8日《南方都市報》）

據布吉街道辦一知情人士所言，眾多開發商游說各級領導，欲在里面開發別墅和商品房小區，由于地產開發商背景勢力雄厚，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甚至能夠推動國土規劃部門改變石芽嶺公園的規劃功能，于是街道辦在來不及審批的情況下，搶先一步將一些地塊占據住——因為，“如果在這個地方建了茶館，或者是籃球場等體育設施，領導也好推脫了，說這是個文化體育公園。”

不能不說，街道辦的“難言之隱”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確實可能有開發商在打那塊地的主意，甚至能影響政府決策，但即便真有其事，也不足以成為作為政府部門的街道辦知法犯法，頂風違建的理由。怕人家搶了那塊地就自己先占了，這種行徑與黑社會和土匪的搶地盤究竟有何區別？何況，違規建成的大部分體育設施都要收費，并且費用還不低，恐怕并非“大多數人”所能消費得起；如此看來，這些設施是為了有錢的“少數人”服務的，普通大眾并未從中獲益。難怪，公眾要質疑街道辦打著“公益”和“為民辦事”的幌子，其實是為了維護本部門和小集團的利益。換言之，“公益”和“為民”只不過是街道辦和開發商進行利益博弈的一張牌罷了。

退一步言，就算布吉街道辦真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的是“為公眾謀利”，也不能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按照自己的設計方案大興土木。民眾的利益固然高于一切，但并不意味著民眾的利益就可以逾越法律的規范，更不意味著政府部門只要打著民眾利益的旗號，就可以蔑視或踐踏人世間的一切規則。政府雖然是民眾利益的代理人，它的主要職責是為民眾服務，但卻也并不等于政府行為可以不受法律的約束——恰恰相反，所有的政府行為都必須納入法制的軌道，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維護或確保最大多數民眾的最高利益。如果我們認為布吉街道辦是在“為公眾謀利”，因此它的違建是可以容忍的，也就意味著——只要目的正當，就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為；只要目的正當，政府或任何個人的作奸犯科，違法亂紀就都可以得到辯護。更何況，這個所謂的“目的正當”并非民眾定義的，而是由掌權者定義的，如布吉街道辦認為自己是在“為公眾謀利”，可公眾卻并不買帳。因此，對此類打著“為公眾謀利”的旗號無視法律尊嚴的行為的容忍往往會給那些偏執狂、偽善者、損人利己者等害群之馬大開方便之門，而受到巨大損害的恰恰就是最大多數公眾的利益。羅蘭夫人曰，“自由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以行”——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當時許諾給民眾的何嘗不是天堂，可帶給人類的卻是災難和地獄。

異史氏曰，“民眾利益作大旗，幌子難將世人欺。為民真相是為已，虎皮原來是狗皮。”如果政府的行為不納入法制的軌道，甚至真心誠意地“為公眾謀利”的政府行為都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災難，更何況那些打著“為公眾謀利”幌子的政府行為呢？此外，布吉街道辦違建事件中，還暴露了我國政府的制度架構中一個致命的弱點，即權力的高度集中——這一方面表現在街道辦領導作出違建的決策并得到具體實施上，另一方面則表現在他們對開發商影響政府決策的擔心上。而且，不管是街道辦的違建還是開發商的影響政府決策，都是對公眾利益的損害——此二者是同一根藤上結的兩枚毒果，都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具體表征。

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架構的決策成本雖然很低，卻帶來了巨大的決策風險，這使得對國計民生有著重大影響的政府決策容易受到外界——甚至掌權者的個人情緒、個人偏好——等各種偶然因素的左右，從而導致了違背科學發展觀的大量拍腦袋主意的紛紛出籠，大大增加了政府行為的不可預見性，甚至可能給公眾利益帶來災難性的傷害。因此，通過有效的制度重構，平衡決策成本與決策風險之間的矛盾，從而使公眾利益盡可能地最大化，是當前中國的改革者們不得不面對且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