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下午，剛從安徽老家來廈和父母團聚沒幾天的14歲少年陶志從出租房內跳樓自殺，是什么原因讓他跳的這么義無反顧呢?記者在隨后的調查中發現,這些留守兒童中多數孩子與父母聚少離多,只有不到三成孩子一直跟在父母身邊,而且有近半父母不知孩子需要什么,超九成家長認為孩子太叛逆。（8月2日，東南網）骨肉難得相聚卻又上演人間悲劇，著實令人噓噓不已。那么，又是誰導演了這出人間悲劇呢？

任何青少年內心深處都期望得到父母的理解和關愛，聚少離多的留守兒童更是不能例外。對于自殺的留守兒童陶志,我們不妨設問一下，他爲什么要偷錢?他偷錢為什么只買手機而不去打游戲機？買手機是趕時髦，還是希望回家以后可以與父母更好地聯系？面對一連串的問題，我們會發現，我們其實根本不了解孩子們真實的內心世界。

由于常年累月外出打工，農民工與子女之間缺乏最基本的溝通，親情教育和家庭教育幾乎完全荒廢，導致孩子與父母親成為了“熟悉的陌生人”亦或是“熟悉的陌生人”。正是這種心理隔閡和認同錯位，使得極小的問題也很容易觸碰到孩子們那容易破碎的心靈，這種親情的斷裂往往在不經意之間帶來家庭的悲劇。然而，這種被自殺的悲劇卻是斷裂的社會下城鄉二元分割體制惹的禍。

學者孫立平曾在《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一書中提出中國社會處在城鄉二元斷裂的格局之中。他認為，改革前中國的城鄉關系稱之為二元結構，當時的二元結構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稱之為“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到了市場經濟時代，這種斷裂關系逐漸演變為一種更為深刻的“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 ”。在“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 ”中，資源在城鄉之間相互流動，農民工作為廉價的人力資源成為了斷裂社會中最為主要的連接紐帶。他們作為農村的精英卻流向了城市的底層。為了擺脫先賦性的戶籍等體制束縛，他們游離于城市之間努力奮斗，成為了二元斷裂中新增加的處境尷尬的“一元”。作為“第三元”的城市農民工群體，他們不甘于回歸農村，卻又為城市所不容；他們在定位于城市而又不得不回歸于農村之中“漂離不定”；他們奉獻了青春年華，被迫犧牲了家庭孩子，成就了城市的雍容華貴，然而絕大多數又不得不在年華耗盡的時候，被城市所拋棄。

留守兒童就是被體制犧牲的鏈條中最為末端的一環。受限于行政主導下的戶籍制度和與之相關聯的體制，他們不得不與父母分離，留守在農村，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與父母的相見成為了一種“奢望”，一種最為強烈的期待。與此相對應的是，農民工兄弟們感受到城鄉的巨大差距，感受到城市競爭的壓力，希望自己孩子來日能魚躍農門、出人頭地。當滿懷期望的父母對于難得在父母懷抱中放縱一回的孩子提出責罵的時候，這種家庭意識的“二元斷裂”往往會成為一種“致命的傷害”。

更讓人憂心的是，伴隨著農民工二代的出現，留守兒童問題并沒有得到重大的實質性緩解，留守兒童反而出現“代際更替”的“固化”趨勢。面對這種趨勢，不知道著眼構建”和諧社會“的政府何時能夠把繼承了幾千年的“戶籍制度”徹底廢除，讓這 “吃人”的制度徹底地見鬼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