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學者喜歡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模式辯護，他們說，地方政府手頭沒有錢，又必須進行經濟建設，就不能不轉而開發和利用土地財政。這樣的辯解也許成立，不過現實是，通過土地財政推動城市建設，讓城市完全變形。

政府通過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的手段直接獲取土地收益，是土地財政的初級形態；政府依靠土地資源、借助投資公司進行融資，則是土地財政的高級形態。重慶提供了后者的典型。從2002年末開始，為了解決城市建設的資金問題，重慶市政府相繼組建了八大投資集團，用以承擔政府重大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實際上，這些公司并不從事城市建設活動，他們是地方政府用以融資的金融工具。而他們用于融資的主要資源就是土地儲備。八家投資集團均被賦予土地儲備功能，家家都有至少數萬畝的土地儲備，目前總量已超過40萬畝。

這種高級土地財政游戲要維持下去，依賴于兩個條件：第一，房屋價格持續上漲，從而為土地價值提供保障。第二，政府不斷擴大圈地規模，以保持自有資源的一定規模，只有這樣，銀行才相信風險可以被控制。因此，土地財政驅動政府會不斷進行土地儲備，且規模越來越大。

這樣一來，城市建制區的面積就會不斷擴張，換言之，土地財政驅動中國的城市化走上了最粗放的空間擴展之路。黃亞生教授的研究表明，從1996年到2007年，也即在中國的城市化突飛猛進的時期，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實際是在降低的(至少是戶籍人口)。內蒙古康巴什豪華新城空無一人，雖然較為極端，但類似情形幾乎在全國所有城市都存在。

一個顯著的例證是，去年底開始，各大城市都公布了大規模的土地儲備計劃，僅北京市朝陽區就準備將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入儲備范圍。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說出來嚇人一跳，這相當于兩個中心城區的面積。同樣，重慶市八大投資公司擁有的四十萬畝土地，也是相當驚人的規模。但是，為了保持資產的價值，這些公司仍會不斷地儲備土地。這是一個不能停止的游戲。

這樣的城市建設當然是見物而不見人。土地財政的初衷是服務于城市建設的，但在現有官員政績指標體系激勵下，城市建設本身就已經變質為官員追求政績的一個工具。從城市建設中，官員希望獲得僅僅是GDP增長速度和財政收入，而高速擴大土地儲備、擴張城市規模，乃是實現GDP和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捷徑。至于民眾的生活是否因此而幸福，在官員眼里，根本就是無關緊要的問題。即便城市的快速擴張導致民眾的幸福感下降，比如，房屋價格持續上漲的壓力讓所有人陷入焦慮狀態，官員們也無動于衷。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城市化過程，只能說是城市建筑物的快速構筑過程，而根本不存在一個相應的城市社會秩序、精神秩序建設過程。甚至可以說，快速的城市擴張瓦解了原有的城市社會秩序和精神秩序，又讓新的秩序根本無從生長、發育，現在的城市完全處于社會秩序與精神秩序的真空狀態。這是人們普遍陷入焦慮狀態的根源。

土地財政推動的城市化過程也擴大了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城市在空間上高速擴張的基礎是政府利用手中的權力，以低廉價格進行大規模拆遷或者征收農民土地。由此，土地增值的收益首先落入政府手中。政府控股的那些城市投資公司的資本金就來自于這些土地收益，而這些收益本來應當屬于城市房屋原來的所有者或者土地。因此，土地儲備過程是一次財富的大規模轉移過程，社會中低收入人群本來可以獲得的收益被剝奪了。

更進一步，為了保持城市在空間上不斷擴張的趨勢，政府傾向于通過各種手段人為地推動房價持續上漲。房價持續上漲的過程，當然也是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的過程。在當今城市，房屋恐怕是貧富差距的主要制造因素。房價上漲越快，城市內部貧富差距、以及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財富的差距也就會越大。

總之，在土地財政驅動下展開的城市化過程是一個單純的物質增長過程，對于人的幸福來說至關重要的其他所有價值都被這個規模空前、似乎無人能夠阻擋的城市化過程撞倒、壓碎。當代中國的城市是華麗的，但也是混亂的，并且充滿了危險。原題：土地財政異化城市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