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尤以最近一段時間為甚，中國社會出現暴力擴散的傾向。這一傾向直觀地表現在底層社會，尤其是弱勢人員的極端行為上，從為泄私憤而滅門到闖進學園濫殺無辜，到向上門執法的司法人員潑硫酸，甚至闖入法院殺害法官，諸如此類的行為，都具有過度使用暴力，并且追求毀滅性后果的明確意向。在其他階層，甚至官員群體中，也頻繁發生不當和過度使用暴力的現象，從黑磚窯的強制勞動，企業以充滿暴力的“企業文化”來“管理”員工，甚至如宋山木那樣霸占女性員工，到買賣人為生意相互仇殺，官員為升遷雇兇殺人，都是例證。如果再把權力機構濫用強制力，從“躲貓貓”、嚴刑逼供、違法強制拆遷，到為有組織犯罪提供“保護傘”，也列入其中的話，那使用暴力的情形在當今社會生活中已相當普遍。

暴力現象的普遍化、暴力發生場合和暴力使用者身份的多樣化表明，各類生活主體已開始用最原始的手段來追求自身利益。這樣的勢頭一旦形成，任其發展，必定出現“以暴制暴”、“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導致社會陷入“人對人是狼”。

要約束暴力，首先需要強化人們對公共秩序及其公平性的認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了30年，在弱勢群體看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已經實現，但“實現共同富裕”還沒有跡象。因此，建立和健全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讓人的基本權利在制度框架內得到滿足，這既是消解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人員的籠統不滿，也是防止優勢群體恃強凌弱，由此重建安寧穩定的社會心理，減少社會暴力的前提。

要促進社會公平，首先需要關注的是機會的分享。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財富分配結果不夠公平，但轉型期卻帶來了機會公平。恢復高考、允許個體經營、農民工進城打工、創立股市、貸款買房、公務員報考、創業板上市，等等，任何人，只要抓住一次機會并守住成果，都可以在新形成的社會階層結構中獲得上升機會。這是前30年里，中國實現高度穩定、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但進入新世紀之后，階層結構開始成型并出現固化，勤勞致富、教育改變命運甚至一般的奮斗拼搏，都顯得于事無補。不同階層的“二代”尚未開始努力，其人生便已按出生家庭分道揚鑣，貧寒子弟居多的“蟻族”，更不用說“民工二代”，面對越來越高的階層門檻，力不從心，“40、50”人群更沒了指望，通過諸如動拆遷，甚至醫療事故獲得最后的“補償”，成為部分人的唯一期待。希望而非絕望，才是避免個人采取非常規手段，乃至暴力來沖擊社會結構的良方，而希望來自機會的分享。

公平不僅是社會現實，也是心理感受，公平感直接來自公民對自身合法權益的操控感。改革30年，既帶來中國民眾個人權益的增加和維權意識的高漲，也因為采取了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的獨特策略，帶來行政權力不斷擴大，行政權力的約束大大松懈。高漲的公民權利與膨脹的行政權力相遇，極易發生正面撞擊，近年來的信訪、集訪、鬧訪、自焚和傷害公務人員，“官民沖突”步步升級成為社會暴力的主要場景。為避免沖突越演越烈，迫切需要在公民權利與行政權力之間，設置一個緩沖和協調的機制。

問題是，轉型期中國最缺乏的，恰恰就是這一平等協商的制度架構——法治平臺。改革給公民帶來了權利，卻沒有帶來權利的正式確認，這樣的情形比比皆是，譬如，流動人口已經過億，但憲法至今沒有明確公民自由遷徙的權利。現實享有的權利和法律規定之間存在的距離，給公民維權帶來不可克服的困難，在這一點上，公民取信訪而棄訴訟有其道理。體制和機制上存在的問題，導致權利與權力的博弈處于沒有規矩，也沒有底線的狀態，行政機構“花錢買太平”，采取“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維穩策略，這種顯失公正的做法，一方面抬高了民眾維權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擴大了民眾達不到期望值時的落差，更不用說加劇了維權無法實現時的絕望，暴力因此進入維權方式的備選方案，面對行政強制，公民在情緒過激的情況下行動趨于極端，同歸于盡的情形因此頻繁發生。重建公眾的公平感和正義感，因此成為防范乃至消除暴力的根本之策。

對于防范暴力，法制和法治都是重要的，無論強勢人員還是弱勢人員，只要超越法律紅線而使用暴力，都必須給以懲治。但即使以合法的暴力來約束暴力，也不足以從根本上制約暴力，許多時候，還需借助文化的手段，也就是文化意義或價值系統來引導個人，舒緩內心緊張，調節人際關系。

不是基尼系數達到一定水平就一定會出現社會暴力。一個社會公平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定義生活，如何解讀不公平。在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傳統的“生死有命”觀念已經不被接受，真正平等的觀念又缺乏現實的基礎，飛速的發展讓個人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成功就是人生價值”的淺薄觀念。現在隨著機會逐漸稀少，底層人群無法從艱辛的工作和乏味的生活中感受到意義，沒有更高的人生追求，挫折、苦難和屈辱是無法承受的，而沒有做人的良知，對無辜他人的暴力乃至校園兇殺就會成為沒有底線的選擇。所以，抓緊建立一套與分化社會相適應并給個人以引導的價值觀體系，使奮斗者得到激勵，成功者得以升華，失敗者獲得安慰，已成當務之急。

（作者系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