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趙作海冤案得以糾正后，人們的目光開始由具體案件轉向鑄成冤案的各類復雜原因。這種關注點的轉移，幾乎成了近些年一些有影響的案件（不少還是冤案）發生后的規律性現象。每有重大案件發生，人們便迅速獲得一些“看得見”的反思性成果，遠如廣州孫志剛案件發生后收容遣送制度被迅速廢除，近如趙作海冤案昭雪后最高檢與最高法等部門便迅速出臺涉及刑事證據運用的新規定。

從近些年我國司法進步尤其是刑事司法的發展情況來看，在一些重要的甚至是關鍵問題上，我們似乎仍然沒有跳出影響性個案尤其是轟動一時的冤案推動相關制度健全的慣性。

比如，就建立死刑案件的特殊證據規則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社會各界尤其是法學理論界的呼聲向來很高，在不少問題上幾近達成共識。一些刑事訴訟學專家和司法研究機構還就如何具體操作的細則草擬了規則建議稿，可謂周到、細致。我還有聞，早在四五年之前，中央有關部門就已牽頭政法各家進行了調研、商議。但最終由于涉及單位較多，各方立場相去甚遠，未能達成一致，最后便不了了之，相關草擬稿也被束之高閣。

沒有證據運用的具體操作規范，刑事訴訟法上所確立了的司法原則就無法落實。前些年，受政法各家倡導的“和諧司法”理念的影響，似乎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矩”，差不多要公檢法幾家在某些法律應用問題上達成比較一致的意見后，才可能去制定相應的操作規則，或者出臺相關的司法文件。甚至某些原本依法應當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才有權制定的刑事司法解釋，也必須事先征詢公安部門等強勢機關的意見，并通常必須獲得他們的認可之后才能正式成文。如今據說已經發展到還必須得到作為國家立法機關內設職能部門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首肯，方能頒布實施。這不僅使這樣一些規范性文件的法律性質頗顯模糊，甚至不倫不類，有時還會因司法文件制作過程中滲入了過多的“控方”因素，難以使文件內容保持客觀、中立和公正，極易出現不利于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辯方”合法利益的問題。

趙作海冤案發生后，我國刑事司法尤其是法院審判案件缺乏具體的證據判斷標準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問題，再度成為社會議論的焦點，中央政法委為此專門召開會議，并要求迅速制定相關規范性文件，沒過多久，兩部關于刑事證據運用的規范性文件就得以出臺，并獲得了一片贊譽之聲。

我一直在想，我們為什么總是要在一些影響性案件特別是令人痛心的冤案發生之后，才去“亡羊補牢”式地完善司法操作規則和相關的制度？事實上，不少規則的漏洞、制度的缺陷（比如偵押合一、案件請示、審前協調、公檢法聯合辦案等等），相關人士早就心知肚明，學界也多有批評，并且各方已達成共識，為什么我們不能主動、迅速地加以彌補和修正，難道還在等趙作海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第五出現之后，才“有針對性”地去完善？

看來，這絕對不是什么工作方法和水平的問題，一定是一個政治立場和法治意識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