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出現“29歲市長”、“80后副廳”等年輕干部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有什么后臺?”往往容易被認為是“官二代”。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丁偉岳說,人們之所以先入為主地產生懷疑,總是因為實際生活中遇到過類似事情。他感慨:你不能責怪群眾的“合理聯想”,何況很多時候你會發現群眾的聯想是正確的。(3月14日《中國青年報》)
筆者以為,丁偉岳教授的看法是正確的。包括人們最近對山東省新泰市提拔的6名“80后”副科級干部背景的懷疑,都是有一定根據的,即便這些人被冤枉了,但大家也是“合理聯想”。因為這樣的聯想許多時候是正確的。
“龍生龍鳳生鳳”,在中國確實有社會現實性。我們不能否認,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官員的子女,在官場或是國有企業,確實比平民子弟發展快。人們不禁要問,他們憑什么?當然,不排除這些人當中,也確有靠自己的能力發展起來的,但也有一些人的成長,和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密不可分。就是那些靠自己能力發展起來的官員子女,也無法同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完全切割。由于“官二代”具有明顯的社會優勢,人們懷疑所有官員子女的發展也就有一定合理性。
為什么,在外國老子是總統兒子也是總統,人們并不議論他們搞“官二代”?這樣的例子很多,在我們的臺灣也存在,可是大家都不說“官二代”,都沒有對官員的子女再做官進行指責。這是因為,在這里面沒有“繼承”的含義,所以大家都沒有意見。
人家那總統、市長,是靠選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透明公開,大家還會有什么意見呢?所以,在選票面前人人平等,平民的兒子可以當選為總統,總統的兒子照樣可以當選為總統,如果有什么優勢,那也是公開的,是大家認可的。這樣,就是18歲的大學生當選為市長,也沒有人議論閑話,有的家族世代為官,照樣能夠受到人們的擁護。
所以,我們出現對“官二代”的議論,怪不得人們挑剔,而是官員產生的制度不合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產生的官員,一個是容易出現“官二代”,再一個是無法排除人們對“官二代”的懷疑。可見,要想消除社會對“官二代”的非議,只有改進官員選拔辦法,增加透明,建立公平競爭制度。這樣才會,人們既不會懷疑“官二代”,一些官員子女靠個人能力發展,也不會被別人冤枉為“官二代”。
人們對“官二代”的種種議論,以及不時有人被冤枉為“官二代”,都說明,我們必須盡快建立公平公正選拔人才機制。正如人大代表陳萬志說的那樣,社會互信的喪失和權力公信力的喪失,是“我們這幾年發展的最大代價”,值得深刻反思。“兩個喪失”,致使人們懷疑一切,當然也加重了對“官二代”的警惕。社會互信喪失和權力公信力喪失,難道不是危險的信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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