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三天的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于12月7日在京閉幕。毫不諱言，本屆經濟工作會議所引發的關注度是空前的，而會議日期的撲朔迷離更是引發了民眾對明年宏觀政策走向的種種猜測。而此種異乎尋常的關注，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民眾對本次會議的莫大的期待。

會后新華社發的通稿證明，會議在攸關中國經濟長治久安的大的主題上基本沒有脫離民眾的預期。無論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還是經濟結構的調整，無論是民生問題，還是擴大內需，都被提高到特別重要的位置予以強調。特別是在擴大內需和增加居民消費問題上，著墨之多，措施之新，地位之重，決心之大，實屬近年來之罕見。

其實，關于如何擴大消費，多年來中央各種會議都不無涉及，盡管成效甚多，但消費占GDP的比重逐年下滑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并不意味著居民的實際消費在萎縮，而是因為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和外貿跑的速度遠快于居民消費，從而使得GDP的“引擎結構”逐漸失衡，居民消費拉動GDP增長的比例在35%左右徘徊。本次中央經濟會議，將拉動消費置于攸關經濟結構和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地位，不是采取小打小鬧，而是站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全局的高度，對擴大內需，特別是增加居民消費進行制度層面的謀篇布局：

第一，不再用“刺激消費”的字眼，這個轉變的意義非常重大，這意味著從認識層面不再將消費僅僅視為GDP增長的手段，也不再將民眾純粹視為消費的客體，而是跳出“消費”，將最終消費作為經濟方式轉變的前提解決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是從臨時政策措施到制度建設的重大嬗變；第二，將增加消費、擴大內需與民生有機統一起來，特別將改善民生視為經濟結構優化的必要舉措，這就從根本上將民生提高到擴大內需的前提和根本的重要地位；第三，更為重要的是，會議將收入分配改革視為提高居民消費的關鍵，提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第四，重提城鎮化的重要地位，將城鎮化視為解決消費不足的重要舉措。這個舉措，顯然是針對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失衡而言的。近年來，城市居民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比重從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農村消費支出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第五，不再單純用“消費”這個模糊不清的字眼，因為國民收入中的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事實上近年來，居民消費下降的趨勢很明顯，政府的消費占GDP支出比重比較穩，呈逐漸上升趨勢。這既反映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更說明了政府消費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很顯然，以上五大亮點，從結構調整、改善民生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城鎮化入手，從制度層面上，構建起一個解除消費后顧之憂，解決消費能力不足，擴大有效消費群體，解決城鄉消費失衡乃至于國、民財富再分配的全面的制度體系，可謂刀刀命中以前消費政策的種種失誤和短板，對于能否破解長期以來尷尬而停滯不前的居民消費而言，無疑令人期待。

需要指出的是，提高居民消費是難題，而經濟工作會議構筑的破解消費困局的種種措施，無論是民生、收入分配，還是國、民財富分配再調整，都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可謂舉步維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破解的路徑的同時，我們期待明年的“兩會”對以上舉措予以細化和制度化，特別是在民生、收入分配上必須下決心邁出實質性的步伐，正如經濟工作會議所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是從制度上重塑國民消費新格局，我們已沒有時間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