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到11月21日，雅安市名山縣選派了100領導干部分兩批前往清華大學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研修。在這100名干部中，有縣級領導干部、科級領導干部、后備干部、黨外干部和專業技術干部等五類構成，災后重建任務重的部門負責人和鄉鎮黨委書記為培訓重點，平均年齡40歲。據稱，這次培訓共花費100余萬元。（《華西都市報》12月5日）。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我們就進入了幾家歡喜幾家愁的“培訓時代”。說幾家愁相信很多的企業尤其是私營業主是體會頗深的，支付高昂的培訓費其實只是走個過場，但并不是說這個關乎企業安全發展的培訓是不重要的，只是在培訓單位看來還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說是幾家歡喜，大概是都能想象到的事情，對一個事務性公務員或者一個領導干部的培訓一般就是福音書。

　　干部培訓這個東西已經進入亂花漸欲迷人眼的至高境地。在監察部嚴禁各部門一般性出國考察的禁令才發布短短月余的時間，“一般性培訓”蠢蠢欲動、花樣翻新，出國有難度了，在國內繞繞圈子算是對枯燥從政生活的調劑。細細品鑒名山縣干部清華園培訓的始末，還真就有一點“到此一游”的意味。

　　名山縣此舉引來眾多議論。有人認為，名山縣是一個欠發達的丘陵農業縣，“如此大規模地花費重金”選派領導干部到北京“鍍金”是“敗家子”行為。名山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劉江就不這么認為，在她看來，名山縣正因為是一個欠發達地區，因此在工作中她感覺到他們的一些領導干部思維放不開，他們縣委縣政府作出的政策決策，在貫徹過程中非常難，落實的節奏跟不上，他們感覺必須走出去學習。

　　在寫這篇所謂時評的小文的時候，我很擔心會誤讀了名山縣當局的深謀遠慮，因此對所要評議的新聞看得算是比較認真的。為其30天的培訓學習，掐頭去尾也只有“15天培訓15個干部課題”的時間。不知道這樣短短的半個月能不能不負名山縣領導眾望，學員們回來是不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亦步亦趨的“跟上縣委縣政府決策”。而且，在我看來把“縣委縣政府作出的政策決策，在貫徹過程中非常難，落實的節奏跟不上”作為此舉的初衷，倒是根本沒有必要遠赴數千里之外的清華園，只要一紙文件，整飭吏治上行下效就可以了。

　　名山縣“公費學習”的行為，先不去探究能不能學到什么真正的東西，并能不能學以致用，盡管我們都知道干部的培訓學習是有財政上的經費來源，但我們還想知道的是，名山當局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用100萬去為那些“思維放不開”“不能及時貫徹落實縣委縣政府的決策”的人交學費，其民主決策程序的腳步，到底走到哪一步就適可而止了？是不是名山縣有關領導“思維很放得開的”的結果？這個才是更重要的。假如又是“拍腦袋的臨時性決定”，我個人以為應該“培訓”的倒是這些人。清華園、貧困縣、100萬、15天、15個干部課題，誰有權決定100萬的用途，誰又來監督15天的學習日程，誰又能考核15個干部課題的成績？不知道名山縣的父老鄉親們可不可以問一問。

　　他們還可以問一問的是，下級政府要對上級政府負責，政府工作人員要對政府領導負責，這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名山縣政令不通的局面本應是政府分內自行處理的事情，怎么要納稅人用100萬買單？怎么可能指望一次研修而能一蹴而就？這好像是政府有病了，需要人民報銷醫藥費一樣，法理上就說不過去的。

　　長期以來對領導干部和干部后備人員的學習培訓是在各級黨校中進行的。不過近年來，開始紛紛走出去學習的大潮很是洶涌澎湃。培訓機構也由黨校變為名校，名校有名無錢，官員有錢無名，這里面誰都知道是各取所需的結果，至于究竟培訓了什么、有什么收益，卻真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當然那些參與培訓的人樂呵呵的走一回，期間的心得和嘴上表達的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我們來看看該縣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劉江發人深省的一段話：“在這次選派的干部中，有許多人沒有坐過飛機、火車，沒有去過北京，有的人最遠才走到成都。鎮上一位主要領導對她說，他都40多歲了，沒有坐過火車，沒有看過輪船，最遠就走到成都，所以我們必須要走出去。”原來只是如此，所謂的清華園研修，其實是到古都北京見見世面而已。

　　如果是這樣，其實不妨走得更遠點，去巴黎香榭麗舍大道上感受一下異國風情的高雅、繁華與浪漫，火車坐過了、輪船坐過了、飛機也坐過了、不定法國還有什么前沿的交通工具可以坐，然后暢想名山縣熠熠生輝的前景，則名山由此而聞名天下，成為現代發達國際中心城市的煌煌之都也未嘗不是一件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