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學者許曉平日前撰文指出，近年來基層群體性事件增加，群眾上訪數量居高不下，與基層干部執政能力的減弱不無關聯。文章認為鄉鎮領導干部主體應該是四五十歲的干部，而現在大多是二三十歲干部。(中新網11月25日)

這些年，基層群體性事件增加，群眾上訪數量居高不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與基層干部執政能力的減弱不無關聯。作者認為，這與干部不恰當的年輕化有關，給出的理由是，越是與老百姓打交道越需要經驗，沒有相當的人生閱歷，沒有對民間冷暖疾苦的體察，對老百姓的訴求就難以準確把握。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種說法是成立的，特別是站在作者論證其“年齡遞減”現象時。但是，四五十歲的干部就一定能化解矛盾嗎？在池州事件中，市委書記何閩旭沒有到場，四處尋找不見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婦跑到九華山去了，在溫柔鄉里逍遙。再如隴南事件中，當時的市委書記也退避三舍，不敢與群眾見面。這樣的事實告訴我們，面對群體性事件時，對官員來說，年齡僅僅是個無足輕重的問題，最起碼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事實上，無論那一種邏輯，都很難得出年齡越大執政能力越強的觀點。

如何應對群體性事件不僅是對執政能力和智慧的考驗，更是關乎社會公正與和諧的大問題。近年來，我國因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無論從數量還是規模上，都有明顯上升趨勢。并且，一些群體事件看似突然爆發，實際上都經歷了一個民意無法表達到民眾憤懣到民眾聚集的過程，并非真的不可逆轉和無法先期控制。這說明由于應對能力的欠缺，社會將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價，而這些代價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當下社會是一個利益分化的社會，并且，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矛盾和沖突。但是，只要社會的利益表達渠道暢通，沖突就比較不容易演化為群體事件。不過，我們發現，現實中一些地方官員發現民怨時，故意視而不見，或者故意繞著走，有的地官員甚至對之采取敵視的態度，上綱上線，“過度政治化”解讀時有發生，采取簡單粗暴的壓制、恐嚇、打擊的方式，一旦矛盾激化，就不惜采取鎮壓的態度，使沖突愈演愈烈。

干部不恰當處置群體性事件，如果碰到脆弱的社會心態，無疑于抽調了社會的“防火墻”。安徽池州事件本來只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事情并不大但卻演變成為上萬群眾聚集的重大群體性事件；哈爾濱寶馬車撞人事件中，一輛普通的寶馬車卻成為權力和金錢的符號，引發了公眾對有錢人橫行的憤慨。萬州事件中僅僅一句公務員傳言就成了萬人聚集的緣由。一件普通交通事故，一起簡單刑事案件，甚至于一句胡編亂造的謊言都可能釀成一場群體集體無意識的非理性發泄，這種對社會、政府和現實不滿的心態可能比群體性事件本身更可怕。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群眾對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和公眾社會心態脆弱是社會穩定最大的危險。因此，可以說，能否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與干部年齡無關。

因此，群體性事件下的“干部年輕”僅是表象。給民眾利益訴求以制度化表達渠道和官員做到“胸中有百姓”才是關鍵。如果僅僅在年齡的迷宮中打轉，恐怕也是一種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