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粵港澳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座談會上，深圳市有關負責人表示，“深圳將制定《南方科技大學章程》，交深圳市人大審議，避免政府直接與學校打交道會造成的行政干預，實現大學自治。”（11月13日《中國青年報》）

無論是深圳官方的表態，還是創校校長朱清時的決心，都表明南方科大要辦成中國第一所 “教授治校、大學自治”的大學。這所大學究竟能否真正“去行政化、去官化”，改變衙門味道，為中國的大學改革做出榜樣，公眾充滿期待，但這場試驗性變革的效果有待觀察。

如果說有人對南方科大前景存疑的話，我以為深圳以立法來保障南方科大高度自治，或許能打消一些人的疑慮。顯而易見，大學自治的夢想要照進現實，不能只是口頭上的大學自治，必須有專門的法律、切實的行動來確保南方科大以學術權力來治學，不受任何行政權力的干擾。

以專門立法保障一所大學高度自治，南方科大無疑開了先河，這次變革能否成功，不僅關系到南方科大自身的命運，更關系到中國大學的未來發展路徑，因而，廣受期待和矚目。南方科大如何自治？除了立法保障之外，我以為一方面還需要借鑒國外著名大學的自治經驗，另一方面還要認識到大學自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進而言之，完全依靠立法難以保障大學自治。這是因為，從報道來看，深圳的地方立法只能保障南方科大不受深圳方面的行政干預而已，并不等于不受教育部等其他方面的行政干擾。即便立法保障南方科大不受任何外來的行政干預，也不排除南方科大在今后自治過程中內部可能滋生出“行政化”來，需要警惕。

任何一所大學都有行政事務，自然而然至少存在兩種體系，行政體系和學術體系。我們的大學行政化，就在于行政權力占領制高點，凌駕于學術權力之上，讓學術權力變得衰弱。從這個角度而言，南方科大自治，既需要抑制約束行政權力，更迫切的是如何構建學術權力體系，讓學術權力來主宰南方科大的發展。

大學去行政化是一項復雜的工程，原因就在于行政化的弊端雖然表現在當下，但其根源卻在歷史的深處，在社會制度和社會意識的深處。深圳方面為南方科大立法相對容易一些，但要改變社會制度和社會意識又談何容易，不僅需要決心、需要思路，也需要時間。

盡管我認為單純靠立法難以保障南方科大“去行政化”，但南方科大這樣的探索無疑給了國人希望。不久前剛剛辭世的科學大師錢學森曾數次發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我以為，正是由于大學行政化阻礙了學術自由和教育創新。有了南方科大“去行政化”這樣的探索，無疑，中國的大學就有希望培養出像錢學森這樣的大師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