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羊城晚報》報道，今年1至8月，廣東省黨政機關因公出國人數同比減少六成，新購公務用車、舉辦的晚會、展覽、慶典同比都減少九成以上。9月12日的《人民日報》也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國黨政機關因公出國（境）團組數和人次與近三年同期平均數相比下降五成多；中央部門共壓縮出國（境）、車輛購置及運行、公務接待費用5.97億元，各地區共壓縮152.09億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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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兩組數據非常引人注目，一方面表明各級黨政機關在縮減行政運行支出上，取得了相當明顯的成效；另一方面，如果這樣的數據是真實的，那它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在各級黨政機關因公出國、公車購置運行和用于各種活動和接待的公務支出上，不合理、不必要的成分有多少，可以壓縮的空間有多大。

　　中國的“三公消費”支出驚人，行政運行成本高昂，近年來備受社會各界詬病，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問題。一個眾所周知的數據是，政府行政開支20年增長了87倍，其中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車消費等三大項，每年已達9000億元，占國家財政收入近30%。200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就顯示，1999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僅干部公費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就達3000億元，數額之大，世所罕見。

　　鑒于今年經濟預期不佳，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克服經濟發展困難，中央和地方政府均提出壓縮行政開支，“過緊日子”。年初，中央就明確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因公出國（境）經費支出要在近3年平均數基礎上壓縮20%，各級黨政機關車輛購置及運行費用支出要在近3年平均數基礎上降低15%，公務接待費用支出要在2008年基礎上削減10%等等。同以往相比，壓縮的要求更高，對奢侈浪費的查處也更嚴厲。從效果上看，公款出國人數大大減少，下降幅度甚至遠遠超出中央要求。與此同時，以往作為因公出國主要目的的學習培訓、招商引資、商務考察等工作，尚沒有地方報告因此受到影響。由此而言，在政府自身支出上的約束再緊一些，推進的力量再大一些，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經濟緊縮，固然是縮減政府行政成本的好時機，與社會共度時艱，也應當是政府在當下應當遵守的行政倫理。但從根本上來說，將行政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圍內應是權力運行的基本要求，而非一時之權宜，民眾對“三公消費”質疑的深層次原因，也是出于對政府自我監管能力和公共資源分配機制的不信任。只有政府的每一項支出，都盡可能地透明化，充分接受社會的外在監督，行政成本支出才會最終落于公共利益之上。（李瓊）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