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居世界首位，已經實現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發展階段的歷史跨越，但與此相伴的是部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現實。

今年應屆大學畢業生達611萬人，考慮到“被就業”的因素，真實就業率恐怕要比公布的數字“縮水”不少，再加上歷年沉淀下來的未就業人數，可謂壓力空前，而出路卻相對狹窄：報考公務員不啻為“千軍萬馬擠獨木橋”，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已基本飽和，外企的門檻又較高，曾是吸納勞動力就業“海綿”的民營企業有相當一部分仍處于困境中……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遭遇經濟危機后，勞動力市場的恢復平均需8年左右。由于4萬億刺激計劃大多投向“鐵公基”，增加的就業崗位有限且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有可能出現“無就業復蘇”的現象。

現代經濟學理論將失業分為三種：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周期性失業。人們通常將大學生失業視為結構性失業，進而將“轉變觀念”作為解決之道。然而，一味指責大學生“挑肥揀瘦”、“高不成低不就”，似有“站著說話不腰疼”之嫌。保安、保姆、擦鞋工、掏糞工……經過“北大才子賣肉”等系列“啟蒙”，那些無法在“拼爹游戲”中勝出的大學生早已放下“天之驕子”、“皇帝的女兒不愁嫁”的“精英”心態，接受“革命沒有貴賤之分，只有分工不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觀念。而一些大學生之所以寧愿“漂”在大城市，也不愿“上山下鄉”，不僅因為這些地方資源聚集，發展機會相對較多，更有“投入產出比”的現實考慮，對于那些因高額學費背了一身債的貧困學子更是如此。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就業彈性系數急劇下降，“奧肯定律”似乎“失靈”，這種“高增長、低就業”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中國的失業在很大程度上呈總量性失業的特征(當然，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及“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這種局面有望逐漸得到改善)。在“大學生與農民工的工資有趨同趨勢”、彼此存在某種替代效應的情況下，如果大學生都“轉變觀念”、“放下身段”，將農民工的活全包了，農民工的失業率恐怕就會大增。原因無它，合成謬誤也。

那種將大學生就業難簡單歸因于“都是擴招惹的禍”的觀點，似乎不應忽略以下事實：當前中國大學生毛入學率僅為23.3%，而美國為82%。與13億的人口基數相比，中國大學生的數量仍然太少，無論如何都應是寶貴的人力資源而不是人口負擔。問題在于，與高等教育因放寬“入口”而獲得規模上的“壓縮式現代化”相比，與就業這一“出口”相關的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型升級卻緩慢而艱難得多。正如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教授所指出的，在整個“6+1”的產業鏈中，最需要大學生的是從產品設計到終端零售等6大軟環節，而中國目前卻基本處于最低端的生產制造這一環節。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教授關于中國制造業從業人員學歷結構的研究亦佐證了這一點——初中和高中以下的約占89%，大專生不到8%，本科生和研究生不到4%。這也許有助于解釋一些“熱門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嚴重“滯銷”，而技校畢業生卻頗為走俏，乃至出現大學生“回爐”讀技校的現象。與新“讀書無用論”在中國甚囂塵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高學歷人才卻表現出明顯的競爭優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男性大學畢業生一生中有望比僅完成高中學業者多掙36.7萬美元。此外，即便是卡車司機這樣的“藍領”，亦非低薪的代名詞，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實上，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就已凸顯，今后恐怕亦將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存在。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應多管齊下，標本兼治。研究生擴招、“學士后流動站”、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或靈活就業、發放“失業補助金”以及為大學畢業生提供廉租房或“經租房”……這些舉措或可緩解眼前的壓力，從長遠看則應利用“倒逼機制”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型升級：擯棄“閉門造車”的思維，重構需求導向型的教育體系，并在鞏固、提升制造業的同時，加快發展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現代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產業，這亦是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