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職教師能否從事有償家教的話題，近來紛紛進入地方立法層面。像正在公開征求意見的《山東省義務教育條例(草案)》，以及已遞交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浙江省義務教育條例(草案)》。雖然兩者在對待有償家教上態度不盡相同，但相同的是都進入了地方立法程序。

對于教師從事有償家教，到底是要禁止還是因勢利導，目前來說還處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爭議階段，山東的“一刀切地嚴禁”聽起來有點道理，浙江的“有條件地放開”似乎也有一定的理由，因而，教師能否從事有償家教，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當然，鑒于教師從事有償家教的社會影響，有必要對其進行規范，但如何規范，本身就是個難題。再說規范也不一定就非要立法，對其做出強制性的限制。而且像這種事，本身也不適合通過立法的形式來“一刀切”，否則很容易導致這種奇怪的現象：在山東，教師一律不得從事有償家教；然而，在浙江，教師卻可以在雙休日從事有償家教。同在中國，同樣是教師，在一個地方可以合法做某些事，在另一個地方卻不可以，否則就是違法，雖然背后都有法律依據，但給人感覺就是有點“混亂”，讓人不明就里。

現實中，還有一些類似的情形，本無須上升到法律層面，完全可以交由市場自行決定，但有些地方卻表現得很“偏愛”法規，動不動就出臺個行政規章，甚至直接上升到立法層面。比如說深圳最近傳出的導游小費合法化的規定。按說給不給導游小費，純屬個人自愿行為，而且只要收小費不屬于受賄，導游完全可以笑納，又何必勞駕法律資源呢？再比如，教育部前不久印發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其中明確規定“班主任有權批評學生”。班主任批評學生，在不少人眼中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根本不需要再發文件予以強調，如此多此一舉地以部門行政規定的形式進行規范，反倒容易引起“過度干預”教學自由的嫌疑。

與這些法律資源的過度使用不同，有些急需立法的領域，法律有時候卻姍姍來遲，甚至至今不見動靜。像《反壟斷法》，千呼萬喚了若干年才得以出籠。而像《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已經成形，可就是難與公眾見面；《彩票法》喊了很久，但至今仍沒有進入立法階段。至于記者頻被打，如何以法律形式保護記者權益，則根本沒有進入相關立法部門的視野。這些事與教師有償家教相比，難道不更需要進入立法層面嗎？

需要啟動立法程序的遲遲不見行動，不需要立法的反而不顧爭議，競相出臺，不但在某種程度上造成法律資源的浪費，而且還會影響法律法規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法律不是拿來炒作的，有些事情需要規范管理，但規范管理不等于一定要啟用立法資源，因為在立法動機讓人看不明白的前提下，在立法后續措施缺乏可操作性的基礎上，倉促立法，不僅容易讓法律條文成為一紙空文，還有可能導致行政的過多干預，引起不必要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