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推出首個師德量化標準，使用精確的計算機系統對師德進行考核，并將考核成績納入績效考核之中。其中師德考核細化為10項標準，包括“體罰、變相體罰造成嚴重影響的”等，每違犯一項將被扣分。對此，有專家質疑量化可能導致師德變味，還可能使考核者以權謀私。（《長沙晚報》9月28日）

師德作為為師者的個人軟實力和內在素質，呈現的是一種普遍的共性并為人們所期待，因而往往無法用剛性的制度化措施來實現。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種被升華為普遍共性的個性品質，則不難發現，剛性制度化的約束，往往更容易給其打上商品化的標簽，以徹底的功利性沖擊到乃至消解其中的作為“美”的品德。甚至有時還會相反，過度功利化的制度考量，非但不會達到預期目的，而且只會讓作為“美”的品德本身貶值、變味。基于這種基本思路，不少專家的質疑，乃至網友一邊倒的拍磚，其實都不難理解。

但是必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所有的作為“美”的品德，并非僅僅具備個性的特征，甚至完全陷于自生自滅的客觀自由主義。事實顯而易見，無論人性本惡，還是人性本善，因為人本身的社會性而始終無法擺脫受約束和受監督（包括制度約束和社會的集體無意識監督）。因為一旦失去必要的約束，則我們很難要求每個人都是“圣人”。更何況盡管有著制度的剛性約束和輿論的軟監督，人性本身仍是在惡與善之間左右搖擺，一直達成一個基本的平衡。所以不管是對于善或者美的認定，或者是對惡與丑的鑒別，必須有約定成俗的大眾認可與約束。

我國古代，選用老師，非常看重“德”，很多朝代甚至對老師的選用，制定了嚴格的道德標準。《后漢書·成帝紀》中漢成帝的詔書明確規定，博士必須德才兼備，既要有“明于古今”、“通達國體”的淵博知識，也要有“溫故知新”的治學才能，還要有“尊道德”，為人師表，“為學者所述”，即成為學生榜樣的人格榜樣。魏晉南北朝要求高等學校的教師應是德行高尚、學問淵博者。　明朝選任高等學校教師的條件，也包括知識、德性、行儀、年齡等方面。《明太祖實錄》卷二五四載：各堂教官所以表儀諸生，必躬修禮節，率先勤謹，使其有所觀瞻，庶幾模范后學。而在國外，不少發達國家，也對教師的師德規范，都有著明確的規定與要求。盡管少有直接與工資掛鉤的，但很明顯，師德對于教師能否執教稱職，有著很強的約束性。

如果上面這些啰啰嗦嗦的引證還不足為憑的話，那么我們仍有足夠的理由來闡釋這個問題本身。盡管無論是制度的設計，還是公眾樸素的要求，都要老師必須是“德高為范”者。但在現在看來，這個充滿理想主義氣息的期待與要求，顯然忽略了一個基本點，即老師首先作為人的個體性。個體性允許人的德行發展演變，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制衡，那么，完全的自由主義未必就有利于普遍師德的養成。而尤其是在當下這個被經濟完全沖昏頭腦的時代，無論是教師的社會地位，還是具體的經濟收入，盡管不能說比之我們完全農業文明時代一落千丈吧，但日趨弱勢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一方面，作為個體的老師，都有權利和自由在義與利之間做出自己的判斷與選擇。而另一方面，一切向錢看的社會風氣，對于老師隊伍的沖擊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此現實語境，只要牛拉車不給牛吃草，顯然是對作為人本身的教師這一群體的高估與過分要求。

把師德量化，并與績效直接掛鉤，盡管從暫時來看難以接受，并且有明顯的功利化思想在里面。毫無疑問，如果社會風氣發展到不足以讓人自覺實現崇高時，那么，把師德與績效掛鉤，以經濟刺激達成老師師德的回歸，實現“被動高尚”，顯然就只是無奈之策。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量化的考核以及配套的經濟刺激，能夠讓師德至少在事實上回歸，好歹總比在日趨市場化、功利化的時代，師德毫無，唯有利益交換好一些。（劉長鋒）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