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的挑戰

未來5年，我們面臨的挑戰也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首先，是外部需求萎縮的挑戰。如果說，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基本稱得上是“全球化的黃金時代”，那么，經歷了這次危機，全球化的黃金時代恐怕要告一段落。首先，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再平衡與結構調整、金融部門的修復、實體經濟活力的重新獲得，以及新增長點的發掘，都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金融危機之后所產生的財政危機，也會拖累復蘇的步伐。2010年的美聯儲年會后，一份集合了多名央行官員與經濟學家智慧的最新研究認為，后危機時代將有“10年過渡期”。也就是說，始于3年前次貸危機所造成的經濟頹勢還將持續大約7年。這意味著未來幾年全球潛在增長率將會有所下降。而且，根據歷史經驗，在面臨增長下滑的時候，貿易保護主義必然會抬頭。

這表明，中國所面臨的外部需求的萎縮并不是暫時的，而是一個會持續較長時間的“新常態”。外部環境的改變，使得“十二五”規劃的制訂與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我們必須要把擴大內需放在重要的位置。

其次，是傳統發展方式不可持續的挑戰。過去30年中國增長奇跡值得歡呼，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特別是增長失衡問題非常嚴重。這包括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的失衡；投資與消費的失衡、制造業與服務業發展的失衡；內外需之間的失衡，增長與分配之間的失衡等等。增長失衡問題導致未來中國增長面臨自然與社會方面的雙重約束。一方面，經濟趕超與要素價格扭曲，導致結構失衡以及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另一方面，只注重增長速度而忽視增長分享的做法，也導致了經濟增長與福利改進之間的不匹配。可見，無論是資源環境所形成的自然方面的約束，還是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以及收入差距所形成的社會方面的約束，都意味著傳統發展方式不可持續。

“十二五”期間，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還在加速推進，資源環境方面的壓力會進一步加大。西歐早期工業化時期，涉及的人口只有1.3億，而中國當前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則要涵蓋13億人口。這樣巨大的規模和體量，將會給資源能源與環境帶來空前的壓力。這無疑會對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過度依賴要素投入的增長模式形成自然方面的約束。

與此同時，社會方面的約束也在增強。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收入分配問題。其一，中國目前基尼系數在0.46左右，已經超出了0.4的國際警戒線標準。其二，從統計數據上看，城鄉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但考慮到城市隱性補貼以及社保等因素，城鄉差距還要大得多。其三，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在政府、企業與居民三者之間大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在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分配中，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處于一個逐步下滑的過程。這些表明，收入分配問題值得高度關注。收入差距過大不僅成為擴大內需與轉變增長動力的瓶頸和障礙，也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