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分配不利于勞動者　再分配持續向政府傾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增長，GDP年均增長9.8%，但勞動者報酬收入增長尤其是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增長相對緩慢，從而導致我國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者報酬比重不斷下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勞動者。

19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勞動報酬占GDP份額長期持續下降，目前處于最低水平。1978—2007年間勞動收入份額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1978—1984年間勞動收入份額有所上升，從49%上升到54%，之后則持續下降，尤其是最近幾年下降趨勢明顯加速。2007年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僅為42%，比頂峰時期的1984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下降幅度超過20%。一般，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勞動收入份額要么保持高水平穩定，如美國1840—1920年維持在70%，英國1800—1880年維持在60%左右；要么逐步上升，如日本1920—1980年從50%上升到70%，加拿大1900—1980年從45%上升到55%。中國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動完全不同于發達國家。即使和一些新型工業化國家如韓國、俄羅斯、巴西等國相比，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也普遍低10個百分點左右。

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比重偏低的局面不僅沒有得到再分配的校正，而且再分配還進一步加劇了這一不合理局面。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呈上升趨勢，且再分配出現了持續向政府傾斜的現象，企業所得份額有所下降。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份額都比較低。居民收入來源比較單一，基本以勞動報酬收入為主，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導致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1996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所占比重接近70%，到2006年，這一比重下降到57.5%，下降了12個百分點。

多種因素導致我國收入分配不合理

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既是一種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也和一些制度規則不合理有關。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份額不足的原因非常復雜，既有長期因素又有短期因素，既有市場因素又有非市場因素，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我國尚未形成決定工資合理增長的機制。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我國仍然遺留一些計劃經濟成分，特別是在收入分配領域并未形成合理健康的工資決定機制。計劃經濟體制下，產品供不應求，國家為了發展壯大國民經濟而抑制消費、擴大積累，勞動者所得并非其真實的勞動付出，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被人為壓低。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不斷增強，但計劃經濟遺留的收入分配機制還在起作用，合理的工資決定機制并沒有完全形成。這突出表現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明顯高于工資增長率，1978—2006年我國工業勞動生產率增長了6.4倍，同期工業部門平均工資僅增長了4.9倍，勞動收入增長慢于資本收入增長。因此，工資增長相對緩慢，決定工資合理增長的機制尚未形成，是造成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是我國二元經濟的階段性特征導致勞動者報酬水平低、增長慢。中國存在明顯的二元經濟特征，雖然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城鎮非農部門轉移，城鎮化速度不斷加快，但這一過程遠未結束，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還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下去。在這樣的發展階段，非農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往往由農業部門勞動者收入水平決定。這主要是因為，只要非農部門工資高于農業就業的收入，就會繼續吸引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中國長期以來存在工農業剪刀差，農業勞動力價格較低，由此轉移到非農部門的農村勞動力的工資也相對較低。農民工工資在2003年之前一直維持在600元左右，幾乎沒有增長；而1978—2003年，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非常迅速，年均達到6.2%，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未能帶來工資同步增長。2003年以來，盡管農民工工資增長速度有所加快，從700多元漲到1400元，但仍然大大低于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勞動者尤其是廣大中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水平低、增長緩慢，是造成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是資本全球化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初次收入分配不利于勞動者的局面。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凈輸入地，1978—2008年間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計達8500億美元。國外直接投資迅速增加，是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趨勢。資本全球化加強了資本的流動能力，進而提升了資本對勞動的優勢地位和談判能力，大量外資集中于汽車、房地產業、電力、燃氣等資本收益率高的部門，外貿出口中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比例越來越高，再加上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為資本提供更加優惠的政策等，這些因素都是造成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國加入WTO后，我國出口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出口迅速增加，而沿海地區也是同期勞動份額下降最明顯的地區，這種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也是我國尤其是沿海地區勞動份額下降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