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把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這是新的歷史特點。

在我們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實行對外開放。對外開放的實質，就是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走人類文明大道。對此，我們的認識是逐步發展的。

在進入歷史新時期之初，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強調，社會主義要切合中國的實際，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進入歷史新時期后的一段時間內，我們致力于研究基本國情。黨的十三大作出了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并強調，一切要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當時，我們提出的改革舉措，包括“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等，都是以基本國情為依據的。

隨著實踐的發展，我們的認識也在深化。

差不多與此同時，人們就開始超越國情思考問題了。首先思考的，是市場經濟問題。

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經濟學界熱烈討論社會主義經濟應不應是商品經濟，一些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應是商品經濟。在熱烈的爭論中，這個思想和主張逐漸成為較為廣泛的共識。1984年9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文件吸納了經濟學界的研究成果，明確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文件闡明：“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鄧小平高度評價這個文件，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有歷史意義。這個文件已經超越了國情的眼界，而是從歷史必然性，即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角度論述社會主義問題。

但是，人們的思想是逐步解放的，認識是逐步提高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兩個提法，在實質上并沒有什么區別。但在一段時間內，既有人不贊成商品經濟的提法，有些人更不敢提市場經濟，怕與資本主義劃不清界限。經過幾年的醞釀，人們的思想逐漸沖破“左”的禁錮，在市場經濟的問題上取得較為廣泛的共識。

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明確肯定，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大大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黨的十四大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改革的目標模式。市場經濟是在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特別是商品和交換發展的基礎上，逐步發育成長起來的社會資源配置方式，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提出，使人們的認識大進了一步。過去認為，照搬別國模式，社會主義不能取得成功，因為別國模式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我們逐漸認識到，計劃經濟體制不但不適合中國，在它的母國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也不適合，在其他所有搞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不適合。由于搞計劃經濟體制，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很緩慢，效果都不理想。因此，問題的實質，不但在于適合不適合國情，更在于符合不符合客觀規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但要從中國的實際和特點出發，更要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為標志，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認識，有了一個飛躍性的進展。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加入WTO以后，我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都借鑒和吸收了許多人類文明成果。這些人類文明成果，都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和規律性。

三十多年來的改革，究竟改掉了什么呢？我們改掉了不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東西，改掉了不符合中國實際的東西，最主要的是，改掉了不符合客觀規律的東西。

對外開放，開始時主要是吸收國外的資金、設備、技術、人才。以后，我們的認識逐漸深化。對外開放，實質上是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成果的問題。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黨的十六大又進一步指出：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這是對外開放思想的升華，更是對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結論”的重要補充。鄧小平明確提出了吸收和借鑒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其實，一切文明成果都反映了某種必然性，某種客觀規律性。我們只有遵循這些客觀必然性，遵循這些客觀規律，才能更好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是借鑒經濟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最成功的實例。市場經濟體制，是人類在發展經濟的實踐中創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它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鄧小平當初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就是從客觀規律的角度加以論述的。他說：“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這就是說，市場經濟本身不是決定社會性質的因素，而是發展經濟的客觀規律性，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社會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在我們的實踐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鄧小平進一步指出：我們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有不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引進市場經濟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主要不是國情問題，而是遵循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來解釋市場經濟體制，總有牽強之感。當然，市場經濟體制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但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除了市場經濟外，在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都有許多客觀規律性的東西。我們已經吸收和借鑒了不少。比如，在政治領域，權力要由權力來制衡，權力應當分解。這就是客觀規律性。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這就體現了客觀規律性。十七大報告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也是體現了民主政治的規律性。其實，我們的共和國、憲法，等等，都是借鑒和吸收了人類的政治文明成果，都是按歷史必然性辦事。

實現這個結合，就要善于發現和研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把市場經濟從資本主義制度剝離開來，將之運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這是一條很重要的經驗，也給我們重要的啟示。對于這個問題，有必要重溫鄧小平的一段話。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段話寓意深刻，內涵豐富，很值得我們細細咀嚼。毛澤東和鄧小平對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按照邏輯，是包括“三權鼎立”在內的），不是簡單地作絕對否定，而是實事求是地觀察分析，看到其中包含的積極因素。這種積極因素能夠防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政治現象的發生。為什么能夠？這是至今很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一個問題。從政治體制的角度看，主要的，一是實行權力分解，二是以權力制衡權力，三是有完備的法制，四是強有力的監督。這就避免了過分集中的權力，更避免了絕對權力。這些，都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成果，體現了客觀規律性，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鄧小平還指出，毛澤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沒有能夠在“實際上解決”這個問題，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這些語重心長的話，難道不需要我們重溫和深思嗎？如果只是一味強調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不去實事求是地研究，作具體分析，拒絕借鑒其有益的東西（請注意，我講的是“借鑒”，不是照搬），就只能封閉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真正想明白了，才能解放思想。

兩個結合，前者是基本的，后者是重要補充，二者相輔相成。這兩個結合，也不能絕對分開，有些問題是相互交叉的。實行兩個結合，必將更好地推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的建設，加快社會主義現代文明的建設和發展。

我們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條件下，借鑒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將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種結合的理論成果，又必然補充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