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就業背后的高昂成本

面對就業中存在的種種歧視，一些女生無奈只得選擇繼續讀書，通過提升學歷來應對。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她們不斷推遲就業年齡。

北大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副主任李瑩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學歷成本已成女性求職的首要成本。她們不得不花費更多時間、精力及金錢提高學歷以適應職場競爭，她稱這種情況為“被”讀書。

女性獲高學歷進入社會后，又面臨新的挑戰——生育成本。《中國職場反性別歧視調查報告》指出，近兩成高學歷女性在求職時被拒。該報告主要撰寫者張帥認為，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用人單位考慮高學歷女性年齡一般偏大，入職后很快面臨結婚生子問題。生育期間女性無法正常工作，企業仍要支付工資薪酬，增加了成本。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婦聯主席梁惠玲分析：由于女性存在經期、孕期、產褥期、哺乳期等“四期”，因此企業要付出特殊的生產成本，導致女大學生就業難。

某民營企業人力資源總監坦言，同樣條件下，企業更希望雇用男性員工避免額外支出。如今國家出臺和完善了相關法律政策，有的企業為降低成本，采取了更隱蔽做法。比如女性懷孕后，以其它理由對其降薪、調崗，迫使其主動辭職。

知名公益律師沃興偉認為，由于目前生育的社會保障和補償機制還不健全，女性就業成本主要還是由企業或個人承擔。在利益驅動下，“性別壁壘”難免成為普遍現象。

傳統觀念認為女性身體素質與男性存在差異，一些需要出差、應酬及加班崗位，客觀上也對女性關上了大門。這都使女性就業和發展的機會成本遠高于男性。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認為：一些簡單勞動領域的確存在男女有別現象。比如一些過重過累勞動的確不適合女性，這是對女性的保護。但在很多復雜勞動領域，男女承擔同樣責任，進行同樣工作，無任何區別。因此有些單位以保護女性為借口，將女性排除在完全可勝任工作之外，違反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

周孝正認為，事實證明，女性在很多領域可擔任領導崗位，與男性從事同樣重要工作，甚至比男性更出色。

女性高昂就業成本應由社會共同承擔

著名公益律師郭建梅認為，相較于男性，女性就業的確有其特殊就業成本，但這種成本不能完全轉嫁到企業或女性自身，而應由全社會共同承擔。

社會學家指出，無論懷孕、分娩還是哺乳，都是人類自我延續必不可少的生理基礎。換言之，女性為人類種族繁衍和社會進步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因此，女性就業成本也應由整個社會共同承擔。

目前一些制度性歧視不容忽視。李瑩表示，男女退休年齡不同，很大程度造成男女就業不平等。根據目前相關規定，女性一般比男性提前5到10年退休，加上女性就業年齡被迫推遲，兩邊受壓，女性就業年限被強制縮短，在福利待遇、升職機遇方面都與男性產生很大差距。

中華女子學院劉明輝教授認為，解決女性就業性別歧視，首先應從立法上對職場性別歧視進行規制，明確違法責任，對違法行為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以此對女性實施傾斜性保護。

構建針對女性生育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對解決就業性別歧視問題也至關重要。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黃震認為，除了從政策法律上保護女性，政府還可對聘用女性企業進行一定補償，以彌補女性因生育影響工作給企業造成的損失。

周孝正指出，女性生育成本給企業造成的經濟損失有限。目前女性大多只生育一次，產期也有限。不能因為這短暫的特殊時期而否認女性長期為企業作出的貢獻。

鄭粉莉認為，要實現女大學生就業均等化，需要政府、社會、用人單位、學校和女大學生自身共同努力。各級政府應采取多種措施，加強對用人單位引導和監督，培養樹立女大學生創業典型。同時，完善促進女性就業的政策法規。明確界定“就業性別歧視”的定義、范圍、法律責任和懲罰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