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災難性后果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實踐，給人類的大多數帶來的是災難還是福音呢？

在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改革“試驗田”的拉丁美洲，人們發現，在十多年“模范”遵循“華盛頓共識”制定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后，自己國家經濟嚴重衰退、政治劇烈動蕩和社會加速瓦解。比如阿根廷，它早在1976年就開始實施新自由主義，曾依靠吸引外資和借外債實現了短暫的幾年繁榮，一度被作為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的樣板而大肆宣傳，但是，這個所謂的“樣板”好景不長，1994年經濟增長率就開始起伏不定，1995年后經濟更是面臨大蕭條，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也一路飆升。進入20世紀以來，阿根廷面臨的是國內企業破產、資本外逃、收入分配嚴重不均和失業不斷增加等，“崩潰”就是阿根廷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最終代價。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墨西哥一度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所樹立的新樣板，但是馬丁·哈特—蘭茲伯格認為，新自由主義在墨西哥取得了成功只不過是一個炮制出來的神話而已，因為墨西哥的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后雖然有所增長，但主要是出口部門的增長。而且其經濟發展與整個國家和人民日益脫節：墨西哥工人平均收入下降，國家在核心技術上沒有得到自主發展和進步，環境受到極大破壞，整個經濟高度依賴外資——這是一種極其脆弱的經濟，極易被世界經濟危機破壞和摧毀。墨西哥學者阿爾瓦雷斯·貝讓這樣總結墨西哥25年來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徹底失敗：根據過去新自由主義模式實行25年來的記錄，墨西哥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長0.17%，這意味著墨西哥需要400多年的時間才能使人均GDP翻一番。由于失業和低工資，數以百萬計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這是新自由主義在墨西哥失敗最顯而易見的、活生生的證明。同樣，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圣經”在委內瑞拉播撒的也不是“福音”，而是貧困的加深、人民收入的下降、社會分化的加大與腐敗的盛行……，一切好像沒有出路。

非洲的情況又如何呢？埃及著名左翼學者薩米爾·阿明對此有詳盡細致的闡述。他指出，二戰后重新獲得政治獨立的非洲在20世紀下半葉一度迎來了自己“發展的幾十年”，一些非洲國家也確實開始了一個工業化過程，盡管非洲的這種發展仍然被限定在資本主義舊的勞動分工框架內，盡管這種發展從它們開始繁榮的第一刻起，就屬于過去而沒有未來，但它的目標畢竟是鞏固政治獨立和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與經濟的工業化。可是，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各類跨國公司操控非洲實施所謂的“結構調整項目”以來，非洲人民遍嘗經濟衰退、政局動蕩以及各種社會災難甚至整個社會的分崩離析等諸多“苦果”。在20世紀最后的20年，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較此前的20年幾乎下降了一半，20世紀90年代，非洲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更是以全世界絕無僅有的負數（-0.2%）增長，非洲在全球貿易額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輕描淡寫地把這些只是稱作通向一個美好未來過程中的“痛苦的轉型”，薩米爾·阿明這樣諷刺道：美好的未來在哪里？社會已遭破壞，貧窮日益增長，教育和衛生狀況在惡化，這些都不是通往美好未來的條件，也不能幫助非洲的生產者變得“更富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