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興起的原因，它造成的諸多災難性后果，以及它的可行性替代方案等，是近十多年來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爭相探討的問題。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盡管有的印著改良資本主義制度的“人道主義”的歷史痕跡，有的在方法論上存在一定的問題，但無疑豐富了世界人民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深刻認識，對我們科學認識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實質及危害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關于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美國人諾姆·喬姆斯基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對新自由主義的內涵作了這樣的概括：“‘新自由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亞當·斯密被認為是其創始人，該理論體系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包含了一些有關全球秩序方面的內容。”（《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第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用諾姆·喬姆斯基的話說，“指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所制定，并由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在經濟脆弱的國家，這些理論經常用做嚴厲的結構調整方案。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拉美的經濟調整和改革。會上，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原所長約翰·威廉姆遜說，與會者在拉美國家已經采用和將要采用的十個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該共識包括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邊際稅率、實施利率市場化、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等十個方面。約翰·威廉姆遜還認為，上述“共識”或者說政策工具不僅適用于拉美，而且適用于其他有意開展經濟改革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如果說在“華盛頓共識”出籠前，新自由主義還只是關于西方全球化的一種學術或理論探討層面的東西，那么，此后由于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對“華盛頓共識”在全球范圍內的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當今所謂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