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傳統安全的內涵也發生變化，冷戰期間以及冷戰結束后的最初幾年，國際沖突主要表現為國家間沖突，沖突地區主要集中在中東和亞太地區，解決沖突的主要方式是大國干預。需要強調的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存在矛盾和沖突。例如，“北極冷戰”告訴我們環境保護與能源爭奪之間存在兩難困境。一方面，傳統安全理論強調資源稀缺性能夠改變或影響一個國家的偏好，因此能源爭奪仍然是國際沖突的重要誘因；另一方面，全球氣候變化或環境問題需要各國擯棄狹隘的國家利益觀，必須以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為大局。但是2007年至今，加拿大、俄羅斯、美國、丹麥、挪威等所謂的“綠色國家”，一方面呼吁各國要以保護環境為重，另一方面又加緊對北冰洋的爭奪。他們很清楚，大規模的人類活動會惡化本已脆弱的北極環境，但是在能源、戰略通道、漁業資源面前，他們最終選擇“非沖突安全”讓位于“傳統安全”，由此科考勘探、軍事演習等大規模人類活動頻繁在北極上演。因此，中國不能放松對傳統安全問題的重視，國際社會也應當重新審視兩者之間的關系。

中國對國際制度影響力顯現

馬小軍：冷戰結束后，冷戰時期建立的一些國際制度在崩解與松動。當然，最大的制度破解是蘇聯主導的東方體系蕩然無存。耐人尋思的是，新的國際制度并未能在最初的10年中成形。七國集團衍變為八國集團，一度在制度層面壟斷了全球重要的議程安排，但并沒有能形成新的國際制度基礎，也沒有能力解決這復雜變化的國際社會諸多重大問題，凸顯了西方主導的國際體制在后冷戰初期的力不從心。就功能而言，這一時期的國際組織主體，著重于發揮經濟功能，經濟上的“溢出”效益理論方興未艾，歐盟、東盟、非盟等地區組織無不體現強烈的經濟化色彩。就效率而言，八國集團雖然缺乏全球代表性，但卻表現了較高的行政效率。此次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學者認為，以二十國集團取代八國集團，先不論其前景如何，其最重要的障礙就是效率問題。二十國集團在啟動之始，即表現出了缺乏共治的效率，既難于達成政治共識，也缺乏具體的行政機制。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必須客觀認識和評估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制度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在現實國際政治中，西方國家仍然是構建國際制度的主導。例如，僅就程序而言，每次八國峰會之后，才是“8+4”或“8+5”峰會，而八國峰會也是先于二十國峰會召開；就會議內容而言，八國會議的關注重心往往就是二十國集團的討論重點。因此，國際制度建設的主導者仍然是富國，而國際制度構建的進步也確實是一個歷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