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力量對比的戰略調整加速

馬小軍：中國快速發展以及新興國家的快速成長，可以看作是21世紀頭10年國際關系變遷的大趨勢。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的崛起都是過去20年來改革成果的積聚。在這方面，我認為，美國的綜合實力在新世紀并沒有發生衰落性的變化，但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實力確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的數量性變化，卻并未出現本質性的結構調整。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世界貿易格局、資本流動等方面觀察到這種變化，美國、歐洲仍占據世界經濟—產業結構高端的事實并未改變，中國和其它一些新興國家依然是商品生產國，這種狀況的根本扭轉尚需時日。另一方面，在新興技術領域，諸如金融產業、環境產業、新能源產業、氣候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新的經濟領域和產業群中，美國、歐洲一開始即占據了技術研發高地，并獲取了主導優勢。因此，即使發生金融危機，即使新興國家在不斷涌現，但是美國和西方并沒有衰落，只是力量對比在調整變化。而且，美國和西方國家依然擁有國際社會的話語主導權，并仍在不斷構筑自身的道德優勢、制度優勢、意識形態優勢等等。

在新興國家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和平發展最為搶眼。中國是一個大的國家，其特征十分明顯：人口、地域、經濟總量、核大國、聯合國五常之一。當然，最近10年，中國的發展首先仍是經濟總量的急劇擴展和經濟發展質量的迅速改善，以及由此對世界經濟的巨大影響。中國在世界經濟大盤子中的份量在迅速增長，而且中國在現行經濟結構中的數量和質量都在進步。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中國逐漸由“生產者”轉變為“共治者”。這表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在不斷深化，從疑慮、猜忌到認可、合作。與此同時，使得中國成為國際政治話題的，是由此衍生出的中國國防現代化步伐的適度提速（相對以往30年而言），和在地區軍事戰略力量的相應提升。

趙磊：冷戰后的最初10年，國際社會更多關注的是——極，大國急欲發展成為國際舞臺的一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確保安全，才能體現制度的優越性。這一時期，國家領導人考慮更多的是力量的制衡問題。21世紀的頭10年，國際社會轉而關注——治（治理），國家關注的是人類社會的生存問題以及風險管理問題，國家領導人考慮最多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尊重國際社會的共識。可以說，全球治理改變了人們的觀念，強調國際社會全體成員的合作管理，這也是為什么國際非政府組織發展的速率要遠遠快于政府間國際組織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新興國家的崛起過程也是適應并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國際格局由以力量要素為核心的“一超多強”向以觀念要素為核心的“全球共治”轉變，這是公民社會的全球化特征，也是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