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意識增強，追求更多的利益保障

時間：3月5日地點：太原某工地宿舍

人物：李明山建筑工

24歲的李明山，老家在臨縣，2006年來太原打工已經4年多了。

“新年有什么愿望？”記者問。“希望社會能給予農民工更多的利益保障！”李明山說。

“5年前，當時我在老家臨縣的一個工地打工，開工前老板承諾每月初開上月工資，但從2月份干到5月份，我沒領到一分錢。很多工程單位都是半年結算一次，我想6月底老板一定會發拖欠的工資。然而，讓人失望的是到了7月底，依然沒拿到一分錢。直到年底老板總算發工資了，但還是欠了兩個月的。”

“當時賺得少啊！兩個月才1500多元，心里真是急啊，但我還不敢隨便換到別的工地。害怕自己走了后拖欠的工資徹底打了水漂。”

“不過，現在好了。我們工地每個月按時發工資，一拿到錢，我就趕緊存了。除了生活用品，舍不得花錢，想通過儲蓄為未來多留一點保障。”李明山一邊拍著自己褲袋里的錢包，一邊和工友開著玩笑，一臉輕松。

李明山的女朋友在太原服裝城賣衣服，兩個人相處2年多了。在城市安家立業，對李明山和女朋友來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明山說，他現在一個月除了必須開支，差不多能存1500元左右，并打算再攢點錢就回去結婚，而后兩口子再一起出來打工。

記者感言：盡管，在“新生代農民工”自己看來，身份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可實際上，因為身份不同帶來的種種差異依舊那樣清晰，這不僅體現在農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上，更主要是體現在社會保障方面。如果說，他們父輩給社會的壓力主要是就業，那么他們面臨的身份認同、婚姻、保障等問題，則遠遠超出了就業的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