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體堅持、一體貫徹五大發展理念，握指成拳形成突圍合力，才能推動發展全局的深刻變革】

古人有言，“提綱而眾目張，振領而群毛理”。提綱挈領、把握關鍵，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新開局要有新作為，以什么樣的理念引領發展，以什么樣的方式推進改革，至關重要。

“新的發展理念就是指揮棒，要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調研時的講話，再次凸顯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的引領性作用，也為我們在新的一年如何開好局、起好步指明了方向。今年改革發展各項工作，就是要以五大發展理念為總指南、總抓手；今年的改革任務和重點，就是要在統籌貫徹新的發展理念上有新突破、新進展。

思想的高度決定了行動的高度。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五大發展理念是針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復蘇低迷開出的藥方，凝聚著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入思考，體現了“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的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在“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中，五大發展理念是價值層面的思想引領；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五大發展理念是實踐層面的行動指南。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指揮棒落實各項改革發展任務，以全面深化改革為方法論對接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我們才能克難前進、臻于新境。

用好這個指揮棒，就要有“除舊布新”的改革勇氣。越是對舊事物有依賴，越是會阻礙新事物的成長壯大。譬如“速度情結”，如果拘泥在高速增長中，難免會放松甚至忽視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轉型任務，就難以實現發展方式和發展質量的超越。沒有不痛不癢的蝶變，也沒有一帆風順的轉型，要實現壯麗新目標，就必須走出“舒適地帶”、擺脫“路徑依賴”。就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的發展理念的認識要立即調整，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的發展理念的行為要堅決糾正，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的發展理念的做法要徹底摒棄。

用好這個指揮棒，就要有“直面問題”的責任擔當。五大發展理念是針對我國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貫穿著鮮明的問題導向。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指揮棒，就要直面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解決城鄉、區域、“四化”發展不平衡問題，堅持協調發展是基本思路。化解商品房高庫存，必須推進創新發展，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脫貧攻堅時不我待，有賴堅持共享發展，拒絕等靠要、圖虛名。沖著問題去，問題才不會積重難返，跨越追趕的“機會窗口”才不會轉瞬即逝。“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抓住時機進行戰略性調整、結構性改革，是順勢應時、對焦問題的必然選擇。

用好這個指揮棒，就要有“一體貫徹”的系統思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統一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邏輯上相互聯系、相互貫通，在實踐中不可分割，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正如專家指出的，五中全會《建議》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并提，正是五大發展理念統籌一致的新意所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體堅持、一體貫徹五大發展理念，握指成拳形成突圍合力，才能推動發展全局的深刻變革。

“前景令人鼓舞、催人奮進，但幸福不會從天降”。因循守舊必然無所成就，順勢而為才能大有作為。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指揮棒，扎實篤定地辦，馳而不息地干，我們一定可以書寫出屬于2016的新篇章。

【《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積極吸收法治政府建設的改革成果，為協調改革與法治關系做出示范】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這是法治中國的目標之一。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進一步明確法治政府的目標和標準，指明了法治政府的建設重點，可以說是“十三五”時期法治建設的重要依循。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程，改革和法治的關系是一條主線。改革強調創新，強調突破現有的制度羈絆，而法治強調穩定性、長期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如何處理改革與法治關系？此次公布的《綱要》積極吸收了法治政府建設的改革成果，為協調改革與法治關系做出示范。《綱要》堅持改革要于法有據，也注重立法要為改革留出空間。在內容上，《綱要》及時鞏固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綜合執法體制改革、“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等成果，更進一步提出全面清理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取消不符合行政許可法規定的資質資格準入許可，是對行政許可法的回歸。

需要看到，我們當前距離法治政府的目標還有相當的差距。2015年，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對全國100個城市進行法治政府評估，平均得分率僅為61.73%，剛剛及格。同時，各地區、城市之間依法行政的水平差異較大，制度實施的實際效果不佳。比如，在規范性文件清理的評估中，平均得分率僅為53.5%，有39個城市的得分為0；“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的實施情況”的平均得分率僅為31.7%，有84個城市得分在及格線之下。

推動法治政府建設，關鍵要抓住核心動力。《綱要》的保障措施里，明確提出黨政主要負責人要做第一責任人，要把法治政府建設擺在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當把法治政府建設納入到領導班子的考核評價體系后，就會對領導班子構成約束，也就形成了法治政府建設的長效動力。《綱要》還規定了地方各級政府和政府部門關于法治政府建設的報告制度，且要通過報刊、政府網站等向社會公開，使得內部監督外部化，提高監督的效果。

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綱要》提供了基本原則。“最大程度減少對生產經營活動的許可，最大限度縮小投資項目審批、核準的范圍，最大幅度減少對各類機構及其活動的認定。”這三個基本原則的確立，有助于從根本上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確保市場作為生產經營和資源配置的主渠道，推動政府最大程度還權于市場和社會。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綱要》提出“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實施更方便有效的行政審批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有助于厘清央地關系，改變中央和地方事務高度同構，邊界、權責不清的狀況。

強化法律實施，才能樹立法治權威。針對執法過程中存在的不嚴格、不規范、不文明、不公正的現象，《綱要》提出要繼續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探索“智能”監管。相信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政務”將會大力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大數據的匯集和利用、網絡流程再造等，將促進政府體制改革，實現跨部門協作，形成政府和社會共治的格局。《綱要》通過創新行政方式，優化行政程序，提高管理和服務的智能化水平，必將為新時期的法治政府建設提供全新的路徑。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光明論 治國理政新實踐】

“四個全面”是因應治國理政時代使命的戰略布局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 李君如

一個領導人有一個領導人要解決的時代課題，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要完成的時代使命。今天的中國，需要解決的時代課題，集中起來，就是黨中央宣布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之所以說這是時代課題或時代使命，是因為這是當代中國社會內在矛盾運動的規律之所使然。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就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此，就要在改革中突破傳統生產關系的束縛，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要發展市場體系，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就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上層建筑，從執政黨建設著手，改革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進而，就要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解決國家制度現代化問題。這就是中國改革的實踐邏輯。

如果說這種邏輯的復原，還比較抽象，那么考察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及其提出的課題，就十分現實了。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思想大解放，生產力大解放，社會財富大增加，國家經濟實力大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溯源這些變化，就在于改革把中國社會內在的生機和活力極大地激發了出來。然而，事情就是這樣復雜，就在我們把中國搞活的同時，出現了許多亂象，包括黨內腐敗從滋生到蔓延，引起人們對國運的擔心。這就要求我們治亂，建設一個活而有序的社會，解決伴隨改革發展而來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把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推進到了一個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治理體系、怎樣治理國家的問題突顯出來了。這就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肩負的時代使命。

時代提出的課題，也是時代提出的難題。搞活，不能搞亂；治亂，不能治死。不僅如此，我們追求的“活而有序”，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治久安。激發活力，要靠改革；治亂，要靠法治，還要靠治黨。不論搞活，還是治亂，都必須有利于并確保“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為破解這一難題，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先是統一思想，把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統一到“兩個一百年”和中國夢的奮斗目標上來；繼而秉持“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理念，一手抓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一手抓懲治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改善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接著，制訂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兩個被稱為“姊妹篇”綱領性文件，把國家治理包括依法治國問題提到了改革總目標的高度。在此基礎上，我們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因此，認識“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地位和意義，必須把它放到今天中國面臨的時代背景和時代使命下去認識，放到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大局中去認識。由此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因應治國理政時代使命的戰略布局，是破解治國理政時代難題的戰略布局，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布局。

“治大國若烹小鮮。”習近平用先哲的格言，告誡全黨：治理中國這樣的大國盡管很艱巨，但是我們有信心、有能力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治國理政，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續寫一篇光彩奪目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文章。

新華社北京１月６日電 “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新年伊始，是播種希望的重要時節，也是開局起步的關鍵時刻。“新的發展理念就是指揮棒，要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調研時強調，全黨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新的發展理念上來，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這為我們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思想指引，更向全黨全社會發出了新一年的實踐動員令。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正是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形成的，是針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復蘇低迷開出的藥方，凝聚著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入思考，體現了“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的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牢固樹立和切實貫徹五大發展理念，我們就能占據發展的制高點，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

新的發展理念就是指揮棒，就是指導全國、統一思想、協調行動的總原則、總要求。所謂“一了千明，一迷萬惑”，樹立發展新理念，是一個破與立相結合的過程。一方面，要增強看齊意識，響應中央號召，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的發展理念的認識要立即調整，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的發展理念的行為要堅決糾正，對不適應、不適合甚至違背新的發展理念的做法要徹底摒棄。另一方面，要強化系統思維，努力提高統籌貫徹發展新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只有把五大發展理念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來把握，處理好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促進的內在關系，才能做到一體堅持、一體貫徹，既不顧此失彼也不相互替代，推動發展理念落地生根。

突出問題導向，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發展的突出短板，是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的重要方法論。實現創新驅動，就必須自強奮斗、敢于突破，瞄準核心技術，不斷攻克高精尖難題，才能掌握主動權；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就要聚焦供給側，在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等方面下功夫，才能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打好脫貧攻堅戰，就要突出“精準”二字，找準“窮根”、明確靶向，真正抓到點上、扶到根上；增進人民福祉，就要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都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滿足老百姓多樣化的民生需求，織就密實的民生保障網，使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今年是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能不能開好局、起好步，關鍵就看能不能貫徹落實好五大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在新年賀詞中強調，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著力推進改革開放，著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營造政治上的綠水青山。這“四個著力”，既充分體現了發展新理念的思想精髓，又是踐行發展新理念的現實突破口，抓住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銳意攻堅，開拓進取，把五大發展理念融入火熱的實踐中，使各項改革取得實效，我們就能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不斷開創發展新境界。

歷史的發展，總有一些關鍵的時間節點。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大幕已經拉開，使命在肩，時不我待。用五大發展理念引領前行步伐，各級干部腳踏實地、實干苦干，廣大群眾各盡其力、攜手奮斗，我們就一定能寫下“十三五”開局之年的精彩篇章，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

河北省委書記趙克志與省長張慶偉，被中央環保督察組約談了。督察結束后，重大問題要向中央報告，督察結果將向中央組織部移交移送，作為被督察對象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任免的重要依據。

長期以來，綠色、環保被當成一種理念或曰觀念，帶有價值判斷，但更多的是一種理想主義色彩，甚至不排除被視為空談的可能。但一旦中央環保督察組四出督察、約談省級黨政“一把手”，督察結果與干部考核、評價、任免掛上鉤，綠色、環保就變成一種剛性要求，省委書記和省長們也不得不認真對待。

不僅僅是環保開始變成一個硬杠杠，今天中國倡導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其實都在由虛入實，變成五方面的剛性約束，從提倡走向制度化，展現更多更強的可操作性。

比如創新，在去年9月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在部分區域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的總體方案》中，創新在金融、科技創新、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有著明確內涵。再比如共享，已體現在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去年中央要求各地訂立“扶貧軍令狀”，要求使全部7000萬貧困人口脫貧。

中國發展理念的內涵明晰化、剛性化是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方面的重大創新，它使執政目標、方式更加科學，讓發展目標更加明確。中國古代有“王公坐而論道，士大夫起而行之”的說法，國家領導人確定原則，執行者負責落實。今天的發展理念，相當于國家奉行的“道”，傳統上領導干部只需盡力而為，結果有著彈性和不確定性。但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道”內涵明確，甚至已經量化。

這種理念剛性化，還體現在各種理念之間的關系上，它們是一體的，沒有哪種理念可以被犧牲。曾幾何時，為了GDP增長，可以引進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犧牲環保；為了速度，可以強拆居民房屋、強征農民承包土地；追求效率，可以暫時犧牲公平。但現在五大發展理念個個都是剛性原則，相當于實行“一票否決”。

這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場革命，也可以說是政治風格的一次轉換。表面上，它使各級領導干部在社會治理、經濟管理等各領域變得困難重重。但實際上并非無解，它只是要求我們在追求發展時學會“彈鋼琴”，講究協調，做到統籌兼顧。發展，必須是“全面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這場革命壓縮了各級領導干部“坐而論道”的空間，它呼喚領導思維與方法的革命。曾幾何時，多談原則是會當領導的一個表現，實際效果可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但社會缺的不是理想與理念，而是方法、身體力行與實效。你談綠色，必須用碳減排、PM2.5、綠化率之類指標衡量；講開放，也要用走出去、請進來的數據說話。

今天，各級領導干部都需要求真務實、強調績效評估的領導風格。求真務實，好的理念方能見到實效，讓人民得實惠。空談不僅誤國，而且自誤。理念講得天花亂墜，但如果落不到實處，將來組織部門也不認可，最后必定貽誤干部自己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