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一名5歲女童毛毛(化名) 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福建省衛計委醫政處處長楊閩紅卻表示，根據相關法規，對于輸注“窗口期”血液引起的HIV感染，血站和醫療機構并不存在過錯行為。

“無過錯”是個很容易點燃情緒的詞，不少人追問：無過錯，這小女孩的艾滋病是從哪來的？無過錯，污染的血液是怎么通過一道道關口流入一個小女孩身體的？難道過錯在她自己，不該得場病，不該輸血，或者干脆說不該去那家醫院？

這種詰問不能說沒道理，但它也可能忽視了事件本身的復雜性。在這起事件上，的確可能是大家都無過錯的，血液中心照理應該對血的質量負責，可是由于在“窗口期”檢測不出抗體，他們也不存在主觀上的錯誤，而醫院用的都是血液中心提供的血，似乎也很無辜。

小女孩的遭遇值得所有人同情，但一定要把責任歸咎到某個人某個機構身上恐怕也有失公允。“窗口期”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我們對疾病的認識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要走也是客觀事實。我們有要求醫護人員認真對待每一個病人每一起手術每一個環節的權利，但我們卻沒有要求醫生必須包治百病的權利。有些病現有的醫療技術沒辦法醫治，有些難關光靠人的意志也是邁不過去的。有關法規對于“輸注‘窗口期’血液引起的HIV感染，血站和醫療機構不存在過錯”的規定既是在保護醫生的合法權益，也是在保護醫療秩序。醫學說到底還是一個不斷嘗試的學問，不試是不會自動長成的；不能手術，也不會有嫻熟的柳葉刀。這樣的過程中，有些是無心之失，有些是學藝不精，有些確實不是人力所能為的。我們應該看到醫學的局限性、看到醫生這個職業的局限性。用法律和責任來捆綁醫生醫德，是為了明晰責權利的界線，而不是為了捆住醫生的手腳。

那么問題來了，難道我們任由這樣的事發生？“窗口期”是客觀存在，那豈不是意味著每一個要輸血的人都有可能面臨這樣的風險？他們一個個都無過錯，那我們拿什么來保護自己呢？我們又到哪去尋找安全感呢？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人是在醫院輸血的時候被感染的，血是血液中心提供的，女孩家人繳了醫療費，把生命和信任托付給醫療體系，她們并沒有做有損他人利益的事，現在出了事，怎么能說你沒過錯，沒有責任呢？

所謂的“無過錯”只是技術層面上的，“窗口期”也許無法測出艾滋病毒抗體，但通過核酸檢測還是能檢出病毒感染的，我們都理解一些高精尖技術不可能大范圍普及，我們也不可能把國家級的試驗室搬到每一個血站去，醫療條件的不足受限于整個時代。法律能免去他們的法律責任，但免不了他們道義上的責任，也免不了在制度上設計好這種風險賠償機制的責任。

簡單地說，既然你也知道這里面存在風險，那就沒有理由讓患者來獨自承擔風險。以人為本不僅是針對醫生的，同時也是針對患者的。

去年12月2日，東南快報報道了《5歲女童染上艾滋病，一家蝸居10平小屋守著這秘密》后，毛毛染病原因牽動了毛毛家人和眾多讀者的心。昨日上午11時許，省衛計委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調查結果：2010年，毛毛在先心病手術治療期間曾先后輸注8位獻血者的血液，其中1名獻血者目前的HIV（即艾滋病病毒）病原學檢測為陽性。毛毛因輸注“窗口期”血液而感染HIV的可能性極大。（1月11日《東南快報》）

所謂“可能性極大”，幾乎等于變相地肯定了毛毛就是因為輸注“窗口期”血液而感染了HIV。只不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血站和醫療機構均不存在過錯行為。而那個當初的獻血者，獻血時也并不知道自己已經染上HIV。這就是說，血站無責任，醫院無責任，獻血者無責任。從原則上來推斷，毛毛只能自認倒霉了。這樣的結論，不但令毛毛的家人難以接受，就是我等旁觀者，也要感到不平了。

不平歸不平，從理性上講，除了寄希望于HIV檢測技術的進步，就只能呼吁政府快一點建立“無過錯”人道補償機制了。雖然目前已經找到了可供參考的人道補償的案例：兩個因輸注“窗口期”血液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相關部門曾經給予了“無過錯”人道補償費用，分別為30萬元和60萬元。而且，有關醫療衛生機構也正在與毛毛的家屬積極溝通協商。“具體補償方案可以通過司法調解的方式，由血站、醫療機構和患兒代表三方共同協商確定，亦可通過法律訴訟的渠道進行解決”。但是，這種態勢的形成，和公眾對“無過錯”染艾者的廣泛同情所形成的輿論壓力是分不開的。當然更不能等于“無過錯”人道補償機制的建立。

假如沒有患者方面的奔走呼號，沒有媒體的積極介入，沒有輿論的有力關注，那么即便有30萬與60萬的前例，毛毛最終能否得到補償，恐怕還是問號。所以筆者認為，針對目前還無法徹底避免的“無過錯”感染HIV，政府應該立刻著手建立“無過錯”補償機制。這樣的機制，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幾個要點：一是主動協商而非坐等病毒受害者上門申訴；二是補償標準不能低于某個底線，比如30萬元；三是建立補償綠色通道，所有的手續在系統內辦結，患者方面只要簽字即可；四是，即便已經完成補償，患者今后的生活仍需得到制度性地保證。

不如此，公義何在，正義何在？要知道，所謂“窗口期”臨床感染HIV的概率雖然只有50萬分之一，但對于被感染者來說，可是百分之百的災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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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一名5歲的女童毛毛（化名），疑因在醫院手術輸血感染艾滋，家庭深陷困境。福建省衛計委主導成立了調查組，向毛毛媽媽 “承諾”最遲2014年底出調查結果。可過了信訪回復日期，媽媽家人也未收到調查組任何回復。2015年上班第一天，毛毛媽媽再次找上門，得到的答復是“調查復雜，還需論證”，在被質疑“辦事效率低”后，負責協調調查的衛計委人士卻滿是“委屈”：那你來做我的工作吧。（1月11日 人民網）

一個本就不幸患上先天性心臟病的女童，如今卻感染上了艾滋病，任誰也會為之同情。究竟是否因在8歲大時的一次輸血而感染上的，個中原因確實需要經過科學縝密的調查，但是我們更應該體會到作為一位母親迫不及待的心情，她的訴求簡單概括起來：真相到底是什么？以及得到應有的救助補償。

在輿論的強烈關注下，福建省衛計委主導迅速成立調查組，可謂是對這起事件的一個積極回應。事實上，假如毛毛是因輸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調查起來也不是那么復雜。正如福建省衛計委醫政處處長強調說“血液中心采集、檢測、制備過程規范，各項記錄完整且可以實現有效追溯。”既然如此，從11月份出就成立了調查組，也允諾去年年底給出結果。按理說，衛計委主導調查組應該言而有信，給出具有說服力的事實真相，就算是調查過程中遇到什么困難和阻力，最起碼也應該給毛毛的父母一個詳細的解釋。

在調查組已經毀約的前提下，孩子母親急切想了解緣由時，卻得到一句冷冰冰的話語。在“那你來做我的工作吧”的回答中，絲毫看不出那位負責協調調查的衛計委官員有人文關懷，暴露出的是權力姿態傲慢，頤指氣使。一個最樸素的邏輯是，作為具有專業知識的官員，又是調查組的成員，具體的調查工作本就是自己職責所在，怎可以這般推脫責任。如此有失身份的話，就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毛毛媽媽也明白的道理，怒斥一番也正常不過。

平心而論，官員也是人，也會有說錯話的時候。但面對悲情時，怎能不顧這位急切渴望結果的母親的內心感受。我們常說，言由心生，情由感發。很多時候看似口無遮攔之語，正是其心跡的表露。一些官員在平時的工作很有可能就是這么對待百姓的，這種態度無疑是“有權任性”的發作，它無視人們最樸素的情感，背離了為官倫理。

如今，姍姍來遲的通報情況是認為毛毛因輸注“窗口期”而感染的可能性極大。“可能性極大”的調查結論離真相還很遠，也無疑再次觸怒毛毛家人的神經。一個本該不算特別復雜的事件，為何歷經了兩個多月之久依然撲朔迷離？其緣由一方面想必從那位調查組的“雷語”中可見一斑——權力的不作為、慢作為，罔顧當事人的情感。另一方面，真相的背后是否掩藏著巨大的利益勾連，戳到醫療體制的病癥。

一個雪上加霜孩子的母親在等待信服的結果，無數的人也同樣期盼著事實真相。畢竟，醫院的輸血用血關乎很多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大家關注這話題，同時也是在探討建立經輸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保險和補償機制的必要性。而這一切的背后，首先要求相關主管部門拿出誠意和“切膚之痛”的態度來。

福建艾滋女童毛毛因何感染？家人在排除母嬰和性傳播后，認定毛毛在8個月大手術時輸血是“罪魁禍首”。福建省衛計委對此高度重視，成立了調查組，并表示：我們調查完以后，如果說可能是（艾滋病）窗口期的血液，我們通過第三方來協調，給個人道主義的補償，但這種補償是有限的，我們只能爭取盡量多一些，但不可能是無限的，也不可能說把這個孩子養到80歲，你也知道，這個是不可能、不現實的問題。（1月6日《人民網》）

5歲女童因在8個月大的時候輸血而感染上艾滋病，這對一個家庭尤其是對父母而言無疑是難以承受的打擊，實在是讓人同情。但是，必須承認的是，在現有的醫療技術水平下，還父母一個健康的孩子確實不現實、沒可能，因為艾滋病在今天仍然屬于不治之癥。而且，不能就此認定采血的血站和輸血的醫院存在責任，要求他們給予賠償損失，福建省衛計委表示只能盡可能幫助輸血染上艾滋病的女童爭取多一點的補償，這不是冷漠無情，而是無奈的溫情。

以目前的醫學水平，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并不能立即檢測出來，而是存在艾滋病窗口期。一般來說，艾滋病病毒進入人體之后，血液中會產生艾滋病病毒抗體，等到艾滋病病毒抗體達到足夠量，現有的醫學手段才能檢測出艾滋病病毒抗體，才能診斷是否攜帶艾滋病病毒。當然，隨著醫學的進步，艾滋病窗口期在不斷的縮短，已由過去的四周縮短為現在的兩到三周。

也正是艾滋病存在窗口期，導致一些已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民眾在獻血之后，血站無法在當時檢測出艾滋病病毒抗體，只得把已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當成安全血液、健康血液提供給醫院。由此可能誤傷到用血病人，被感染上艾滋病。對于這種情況，確實不能認定血站、醫院和獻血者存在故意犯錯，也不宜要求他們承擔刑事乃至民事賠償責任，只能讓血站和醫院從人道主義角度給予有限的補償。

如何破解輸血誤染艾滋病補償難題，筆者以為，國家應當建立起輸血誤染艾滋病病毒的救濟機制。首先，國家制定輸血誤染艾滋病病毒的補償標準，為處理此類提供法理依據。其次，建立輸血誤染艾滋病病毒保險機制，由保險公司為受害人提供更高標準的補償，減輕誤染艾滋病病毒患者家庭的經濟負擔。再者，國家財政建立誤染艾滋救濟基金，讓誤染艾滋病病毒患者獲得較為合理的經濟補償，減輕他們家庭痛苦。相對而言，誤染艾滋病病毒的概率比較低，即使國家代為補償的標準較高，整體支出并不高，地方財政承擔得起。

【現在西方國家大多通過“非訴訟”方案解決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問題。政府建立與之相關的專項賠償或補償基金，通過一次性補償及定期補償相結合的方式向受害者支付賠償或補償金的辦法逐漸成為主流。】

備受關注的“福建5歲艾滋女童毛毛”事件查明，確系輸注“窗口期”血液感染。福建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10日通報稱，在官方介入調查前，這位艾滋病“窗口期”的獻血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該血液還輸給了另外兩個人。

毛毛年僅5歲，卻命運多舛。先是患有先天性心臟病，8個月大時又因手術輸血感染艾滋病病毒。毛毛遭遇飛來橫禍，誰是導演？答案很殘酷，卻很真實，即誰都無法為之擔責。無論是醫院還是獻血者，乃至血液中心似乎都很無辜。據悉，該陳姓獻血者曾于2010年3月31日參加無償獻血，當時血液檢測結果合格，在本次調查前他并不知曉自身已感染了HIV。由于拘囿于技術困境，醫院在當時無法查出該獻血者所獻的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這牽扯到一個醫學常識，即艾滋病窗口期：從艾滋病病毒進入人體到血液中產生足夠量的、能用檢測方法查出艾滋病病毒抗體之間的這段時期，稱為窗口期。目前，世界衛生組織明確表示艾滋病窗口期為14天至21天。

類似毛毛的悲劇絕非孤例。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5％到10％的艾滋病感染，是因為輸入了含有HIV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而引起的，這其中又有多少人因艾滋病窗口期而不知不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恐怕不在少數。即便西方發達國家，也常見毛毛式的糟糕境遇，這似乎確屬難以避免的醫學難題。

那么，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只能自認倒霉，或聽天由命？據悉，現在西方國家大多通過“非訴訟”的方案解決，如政府建立與艾滋病相關的專項賠償或補償基金，通過一次性補償及定期補償相結合的方式向受害者支付賠償或補償金的辦法逐漸成為主流。為此，國內相關學者已建議，對于既往的損害，或者一旦損害發生，只要患者由于受血或者使用血液制品而受到損害，并能夠證明自身感染艾滋病病毒與受血或者使用血液制品的行為有著直接因果或顯著相關關系，就可以通過這種社會補償機制獲得補償。至于補償標準、時長以及可能出現的意外等問題，有賴于深入探討和周全的制度安排。

當然，在補償機制的同時，并不限制當事人采取法律手段，如果當事人不滿專項賠償或補償基金，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但由于醫療機構往往并無過錯，再加上訴訟程序復雜、歷時較長，在法律維權過程中或遭遇二次傷害。這就需要維權者做好充分的心理預期，也需要司法機構秉公辦案。比如應調查醫院是否存在違反國家臨床輸血技術規范的行為，還應調查血液中心血液采集、檢測、制備過程中，是否存在違反國家血液管理法律、法規或規章的情況。畢竟，艾滋病窗口期固然無法避免，但一些人為性因素卻可避免。

除此之外，更需要思考一個現實命題。因輸血不幸染上艾滋病病毒，這或許是可怕的浩劫。無論當事人還是當事人家屬，都有權表達憤怒，乃至釋放極端的情緒。對此，醫療機構不可認為這是道德勒索，更不可表現出厭惡乃至報復性的情緒。以小毛毛為例，她的家人所做的一切努力不過是希望孩子的未來人生更有保障而已。其實，按照相關法律，無論是艾滋病患者還是感染者，都不應受到歧視，都應得到及時而健全的制度呵護。

每年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去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題是“實現‘零’戰略目標——零新發感染、零歧視和零死亡”。實現零艾滋，需要多方合力。比如祛除歧視、提高醫術，此外還可從源頭抓起，有高危性行為者主動放棄獻血，對病人負責也是對社會負責。每個人的人生都不該被病魔“收編”，面對不幸，我們不能拋棄；面對病魔，我們不能退讓。在技術達不到的地方，應該生長著溫煦的人心；在一個個脆弱個體的苦難面前，更應該讓有溫度的制度設計來補位。這是人類的智慧，也是人類的責任所在。

【一個孩子因輸血感染艾滋病毒，不只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更是整個社會的系統性風險。要考慮相應的救助機制，政府兜底也好，商業保險也好，必須打破這方面的“機制荒漠”。】

就備受關注的“5歲女童疑輸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事件，福建省衛計委10日通報了調查結果，稱受害女童“極有可能”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對醫院的輸血治療，以及福建省血液中心的采血、檢測、制備過程的調查中，均未發現違規行為，因此認定患兒極有可能遇上了“窗口期”血液感染這樣的小概率事件。

這起事件中，最不幸的無疑是5歲女童毛毛，先是被診斷出先心病，手術時又因輸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所以，當孩子的父母想要個說法卻處處碰壁、質疑調查效率低卻遇到“那你來做”的回應時，可以理解他們的無助和憤怒，那冷漠確實令人心寒。也許這種調查確實耗時較多，工作人員也有“委屈”，但無論如何，不能讓機構性冷漠掩蓋了基本的同情心。這也是人們判斷有關部門能否認真調查、彌補漏洞的基礎。

現在，調查組基本認定這是一起“窗口期”感染事件，一種目前無法完全杜絕的低概率風險事件。這樣看來，醫院和血液中心似乎都沒有責任，最多給予人道主義的救濟和補償。

對此結論，患兒的家長和代理律師仍有疑問，比如，當年從抽血到輸血整個過程是否符合程序，相關工作人員是否具備資質。對于類似合理訴求，需要認真調查后給予回應。

如果最終認定這就是一起窗口期感染病例，那么繞不開的問題，就是如何盡最大可能減少這類事件的發生，以及對不幸感染者的救治和援助問題。

要承認，醫學技術是不斷進步的，也是有局限的。吸取了以前有償采血造成艾滋病等傳染病大范圍感染的教訓，我國建立了自愿無償獻血制度，完善了捐獻前檢測和血液加工前檢測等制度，大大降低了輸血帶來的感染風險。但總體來說，我國血液制品領域的透明度還有待提升，整個采輸血過程應該更透明，檢測標準應該更嚴格，對無償獻血的科普也要加強。

具體到窗口期感染的極端情況，雖無法完全避免，但并非不可預防。有醫生提醒，獻血者應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有清晰認識，易感染高危人群要盡量避免獻血，更不能帶著順便檢測的目的去獻血，這可能會帶來更大范圍的風險。

在上述環節均已充分改進的情況下，如果再出現窗口期感染的案例，就要考慮相應的救助機制，政府兜底也好，商業保險也好，必須打破這方面的“機制荒漠”。雖然這種情況出現的概率很低，但發生在個人和家庭身上，就是百分之百的悲劇，對此不能沒有應對之策。

一個孩子因輸血感染艾滋病毒，不只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更是整個社會的系統性風險。除了這個孩子，還有其他人也輸入了同一來源的血液。所以，彌補機制的漏洞，也是為了更多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