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誰家有個紅白事，在自家院里搭伙起灶待客，是極為普遍的現象。但以后，這樣的流水席將得到規范管理。日前，周口市率先在全省出臺《關于周口市農村集體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辦法的通知》（下簡稱“通知”），對農村集體用餐作出相關規定。要求農村聚餐達40人以上者，需要報告備案；200人以上者，需要由食品安全專業人員現場指導。(10月29日《大河報》）

農村“流水席”成監管盲區，這是事實。但并非農村的“流水席”一直存在很大的飲食安全隱患，最起碼“病從口入”的常識農村人還是知道的，換言之農村人對基本的衛生常識并不缺乏，對之不能低估。

對農村“流水席”加強監管，這是好事，但方法恐怕過于粗糙，法理依據恐怕也不穩妥。該監管的方法大抵有報備、指導、處罰三種措施。且不說程序如何繁瑣不便，單是具體實施恐怕也很有問題。

“通知”要求：聚餐達40人以上的，向各村食品安全信息員申報，填寫登記表；就餐人數在200人以下的，由本村食品安全信息員現場指導；就餐人數在200人以上500以下的，村信息員向鄉鎮（街道辦）食品藥品安全管理機構備案，由鄉鎮或街道辦派專人現場指導，就餐人數500人以上的，由所在縣（市、區）食品藥品監督部門派監督員現場指導。

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這樣的監管措施，參與技術指導監督的安全員技術是否過關人手是否足夠？監管起來是否會“粗放經營”乃至流于形式？到最后是否打著監管的大旗行“罰沒經濟”之實？這是最令人擔憂的。其實，要監管食品衛生應主要監管食品的源頭和中游流通環節的污染，餐桌上的監管成份并不大。

以往許多案例表明，一些為生監督執法只要交了衛生費增容費等費用就可以免于監管和處罰。還有的以罰代法現象，而衛生狀況仍然不容樂觀。而且許多行政處罰是一種拿“紅頭文件”當“令箭”的違法行政性質的亂作為。

從法律保障公民權利的角度看，在與村民權利和食品安全息息相關的《民法通則》、《村民組織法》、《食品安全法》中根本沒有提及任何的關于為防范食品安全要對聚餐人數“備案”的規定，因此，周口市的“紅頭文件”涉嫌違法。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研究部署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工作。如果沒有充分的法理依據，這種強行推進的“衛生監管創新”就值得存疑和探討。

河南周口市出臺《關于周口市農村集體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辦法的通知》，要求農村聚餐達40人以上者，需要報告備案；200人以上者，需要由食品安全專業人員現場指導。

此事引來輿論質疑，有人反問：“啥？辦個酒席也管？”當然，從《通知》內容來看，的確準備管。戲謔的是，聲稱“率先在全省出臺”，為啥早在2006年，媒體就報道過《食物中毒高發，河南農村紅白事聚餐要登記》？時隔8年“新瓶”再裝“老醋”，其實也從側面透露出“執行乏力”“無人買賬”的尷尬。

政府盡力保障餐桌食品安全，初衷是善良的，但不能劍走偏鋒。比如，在農村這樣關系和風俗特殊的“熟人社會”，有無必要逢酒席均須“報告備案”“現場指導”？其實，當地政府眼下更應該做的，是游廚的登記培訓、市場各環節的監督、食品安全的檢疫、老百姓的用餐安全常識這幾個方面。至于這種“無孔不入”的《通知》，自然是越少越好。

在農村，誰家有個紅白事，在自家院里搭伙起灶待客，是極為普遍的現象。不過日前，河南周口市出臺《關于周口市農村集體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辦法的通知》，對農村集體用餐作出了相關規定。要求農村聚餐達40人以上者，需要報告備案；200人以上者，需要由食品安全專業人員現場指導。（10月29日《大河報》）

周口的這一“規定”甫經發布，瞬時在網上激起千層浪，有人叫好，但更多的人是質疑甚至批評。在此，我們姑且先不論此舉是好是壞，我只想問一聲：這個規定有多大的可操作性，能夠被切實地執行嗎？

之所以如此發問，源于《通知》要求，凡農村聚餐達40人以上的，舉辦者應在前一天，將就餐人數、場地、廚師等情況向各村食品安全信息員申報，填寫登記表；就餐人數在200人以下的，由本村食品安全信息員現場指導；200人以上500以下的，村信息員向鄉鎮（街道辦）食品藥品安全管理機構備案，由鄉鎮或街道辦派專人現場指導；超過500人的，由所在縣（市、區）食品藥品監督部門派監督員現場指導。

于是問題就來了，村鎮縣的那些安全信息員、監督員真的就比大廚們更專業，比做東者更上心嗎？經他們“現場指導”的聚餐就一定更安全嗎？萬一遇上“黃道吉日”，擺酒席的人家特別多，政府人手不夠用那又該怎么辦？

“食品安全大于天”這個道理大家都懂，而且如果不是意氣用事，也應該承認，相比城市里，農村家庭集體聚餐的確是食品安全問題高發的一個場域。隨便檢索一下網絡，類似的案例可謂俯拾皆是。這種情況下，政府制定辦法措施，加大管理力度，應該說出發點是善意的。事實上，類似針對農村聚餐食品安全的管理辦法許多地方都曾經發布過，之所以偏偏這一次周口的《通知》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主要源自其中關于人數報備和現場指導的規定，因為這破壞了聚餐的私密性，給人以一種政府干涉私人自由的不適感。

難怪許多人吐槽：“現在政府的手真長！幾千年來，農村辦酒請客從來都是自由的，現在竟然要向政府備案！憑什么？”這種吐槽，與其說是指向食品安全管理本身的，毋寧說體現了民眾對于政府“父愛”泛濫的厭惡。

其實，加強對于農村聚餐的安全管理完全可以換一種形式，即從外圍切入、源頭抓起，比如對鄉村廚師進行衛生法律、衛生知識培訓和健康體檢，建立電子檔案；同時，加大對于農村周邊集市和農貿市場食品安全的監管，變被動接受報備為主動出擊管理，變有形干預為無形保護。這樣，既體現了政府對于群眾健康安全的關心，也可以減少對百姓聚餐的干擾，可謂一舉兩得。

【從上到下，各級政府都在簡政放權，砍掉不必要的審批，放掉該放的權力，那些形式化的“報備”也該減一減了。治理農村食安問題，同樣也需要在做好服務上下工夫。】

河南省周口市日前率先在全省出臺《關于周口市農村集體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辦法的通知》，要求農村聚餐達40人以上者，需要報告備案；200人以上者，需由食品安全專業人員現場指導。這一規定引發“歧視農村”的質疑。周口市相關部門人士表示，此舉“非但不是歧視農村，相反正是對農村的保護”。

表面上看，周口市這一管理辦法針對性很強，也看到了農村流水席長期以來疏于管理的癥結所在。從食品安全角度講，動輒數十人、上百人，甚至數百人大鍋吃飯，確實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

不過，指望通過這樣一個基于“報備”的制度安排，似乎很難根治農村的流水席。

其一，這一辦法缺乏可操作性。《通知》要求40人以上的農村聚餐須向鄉村食安信息員填表申請，目前還不清楚，周口市每個鄉村是不是都有這樣的“食安信息員”，其職責如何履行？有沒有監管的專業水準和責任心？如果仍然是村干部兼職，則這樣的“報備”是否僅僅只是多一茬手續、添幾多麻煩？或者干脆就是走走形式，虛文而已？

這樣的擔憂并非多余。農村屬于熟人社會，信息員又非專業人士，在監管責任“下沉”到鄉村的同時，若不輔以完善的制度，怎么可能管好那些流水席？

其二，此種高高在上、完全立足于管制的治理思路，也并不符合時下政府轉變職能的改革方向。

農村食品安全問題千頭萬緒，相關部門理應有更為周詳的治理規劃，一方面應該嚴格搞好源頭治理，比如對于食材的檢驗檢疫，對于相關人員的健康檢查，還有相關安全、衛生等方面的宣傳培訓等等；另一方面，似乎也應轉變思路，變管制為服務，多付出一點辛苦，走出去、走下去，延伸觸角、密織網絡，讓民眾真正感受到一種政府的護持。

那種以為只要發一個文件、下一道通知，即意味著完成了一次管理過程的思路，早該拋掉了。僅僅端坐在辦公室發號施令，或者將工作指派給鄉村，不僅不可能做到管理到位，不客氣地說，也不排除卸責的嫌疑。

時下，從上到下，各級政府都在簡政放權，砍掉不必要的審批，放掉該放的權力，那些形式化的“報備”也該減一減了。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在農村食安問題上就可以放任自流，而是希望有關部門不要再沿襲以往的行政慣性，在真正需要下大力氣管好的領域內避實就虛、放棄責任。

任何一項事關公共治理的制度規定出臺，應該事先評估其是否合理，是不是可行。其實，在農村食安問題上，與“報備”相比，嚴密的檢驗檢疫、嚴厲的懲治措施、預先防范乃至信息公開制度等顯然更重要。

□胡印斌（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