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民眾誤讀以房養老，這固然應澄清，但從這一現象中，我們也應看到民眾對于未來養老的焦慮與擔憂。

近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其中有關“以房養老”內容，引發輿論關注。發展養老服務就是只發展以房養老嗎？政府對發展養老服務不管了嗎？對此，民政部有關負責人回應，以房養老只是養老政策的一個項目，養老服務是重大民生問題，政府是保障基本養老的主導力量。

民政部門的回應，無疑澄清了之前一些對于以房養老政策的誤讀，讓公眾吃了一顆定心丸。

其實，公眾的擔憂是不必要的，以房養老由于存在一定門檻，加之民眾接受需要一個過程，所以短時間內很難大面積推廣開來。而且，即便這個模式成功運作，它也不可能取代政府養老責任，養老作為政府主導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是全世界通行的準則。

事實上，政府在養老上的責任，目前不僅不能淡化，更要進一步地強化。

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國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壓力越來越大，“十二五”時期，中國將出現第一個老年人口增長高峰，60歲以上老年人將由1.78億增加到2.21億，老年人口比重將由13.3%迅速增加到16%。與此同時，我們在養老服務方面的準備卻非常不足，在許多養老機構床位一床難求，專業的老人護理人員極其匱乏。

另一方面，這些年來對于養老投入雖然不斷增加，但尚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最近新華社就報道，在許多地方，新農保原地踏步成“雞肋”，原因就在于，新農保每月55元基礎養老金，根本不足以支撐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據統計，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經過8年連續上調之后，2012年月人均養老金達到1721元，超過目前農村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的31倍。城鄉養老之間的巨大差距，需要加大投入去彌補。

此外，民眾的養老負擔依然較重。媒體曾報道，相比國家的保障責任，個人和工作單位在社保繳費中的責任和壓力過大。中國社保繳費率為全球最高，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倍。與此同時，企業的養老金要遠低于事業單位人員和公務員。所以，我們迫切需要將民眾的養老繳費負擔降下來，把普通民眾的養老待遇提上去，這些都需要政府責任的“加碼”。

一些民眾誤讀以房養老，固然應澄清，但從這一現象中，我們也應看到民眾對于未來養老的焦慮與擔憂，看到相對于目前的老齡化速度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財政對養老投入力度仍需加大。簡政放權，激發社會活力，發展養老服務業，是件好事，但養老的形式和渠道再怎么變，政府的責任也不能有絲毫縮減，相反，這理應是加大政府投入與保障責任的契機所在。

近日，國務院頒布文件明確提出，鼓勵探索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通過“以房養老”解決養老資金難題。這既是一種金融創新模式，也是養老保障的大膽探索。不過，基于當前國情，假如相關的配套政策跟不上，或者社會養老觀念無法轉變，那么以房養老極有可能演變成“鏡中花、水中月”。

在我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養老保險資金缺口巨大的背景下，“以房養老”模式的提出有益于豐富養老模式、彌補養老金的不足，是緩解養老壓力的一種積極嘗試。但即便如此，“以房養老”模式由于制度不全、操作困難等問題，在我國并不很順利。

“以房養老”模式是從國外引進的“舶來品”，但面對中國的環境制度，會面臨明顯的“水土不服”。在美國、加拿大等國，“以房養老業務”之所以能夠順利開展，是有一系列的制度環境作為保障的。比如這些國家普遍都有遺產稅或個人資產增值稅制度，假如房屋等財產由子女繼承，那么就需要交納不菲的遺產稅或個人資產增值稅。這就使得部分民眾愿意用“以房養老”的方式進行養老。相比之下，中國目前尚未有遺產稅制度，而且父輩向子女遺傳房產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在這種情況下，愿意將房產拿給金融機構作抵押進行養老的需求就很少。

在中國市場，“以房養老”同樣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會抑制供需雙方的積極性。“以房養老”就是老人將自己的產權房抵押給金融機構，以定期取得一定數額養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務的一種養老方式。當老人去世后，房產出售用于歸還貸款，其升值部分歸金融機構所有。在這里，房子會升值還是會貶值、老人的壽命有多長、市場利率水平的高低等因素，都會對供需雙方產生直接影響。對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來說，正向按揭貸款的風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減小的，而“倒按揭”恰恰相反，時間越長風險越大。如何確定“倒按揭”利率也是一大難題，貸款額少，老人不樂意；貸款期長，機構又可能吃虧。

同時，“以房養老”還存在適用人群窄，保障功能有限的缺陷。從國內外的實踐經驗來看，適合“以房養老”的人群大致有三類：老人與子女分開居住，使得房屋的出租或者抵押不至于影響正常生活；老人擁有對房子的產權，才有出租或者抵押房屋的權利。老人經濟狀況適中，因經濟條件很好無“以房養老”必要，經濟條件過低不具“以房養老”條件。換句話說，“以房養老”不是“雪中送炭”似的養老保險，而是具有一定的“錦上添花”的功能。

“以房養老”固然符合金融創新和養老模式創新的需要，但恐怕其難以成為養老模式的主流。再加上制度上的缺陷和操作上的種種困難，難保“以房養老”模式變成“中看不中用”的擺設。只有上述難題能夠得到有效解決，“以房養老”才能被普通民眾所接受，真正成為普通民眾養老的一種放心選擇。（作者是對外經貿大學社會保障系主任）

國務院近日對外發布《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意見明確提出，作為“金融養老”、“以房養老”的方式之一，“我國將試點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具體操作辦法和實施計劃，有望明年一季度出臺。

“以房養老”不是一個新概念。國際上，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都有“以房養老”模式，效果還不錯；在中國，北京、上海、南京等多個城市的個別金融機構，也都曾就此進行過嘗試。國務院發布《意見》意味著，這一模式將從民間探索正式上升為國家行動。

不過，也需看到，“以房養老”在現實中還存在著觀念、產權、銀行等多重“路障”……試點“以房養老”，政府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其一，要加大養老投入。養老是一個綜合系統，無論是從現實還是民意期待來看，起主流作用的應該是養老金，不能把“以房養老”當作主流和全部。即使推行了“以房養老”，政府還是應該開源節流，花大力氣用于養老金的擴面、充實、提高。比如輿論一直熱盼的把更多的國企紅利計入養老金，應該得到更多重視。

其二，要推動觀念轉變。在現實生活中，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不愿意接受“以房養老”。有老年人直言：抵押房子，孩子會罵。這里涉及到養老觀念轉變的現實問題。對于這一傳統觀念，不能簡單地指責，相反應該多從制度上加以完善。通過實實在在的舉措，讓社會看到“以房養老”是多贏之舉，有利于減輕政府、社會、老人及其子女的養老負擔。

其三，要規范銀行服務。“以房養老”是公益之舉，銀行從中獲取一定利益回報，這可以理解，但不能過分放大逐利、忽視公益。某銀行稱，“我們一般按照房屋評估價70%左右做一個抵押率，我們現在也是按照每個月給客戶最多兩到五萬元。”這樣的比例是否合理？還有一家銀行，試行推出的貸款期限只有10年，可老人一般不只活10年，那10年以后怎么辦？不明確公益性，就得不到社會信任，“以房養老”就很難推行。

其四，要重視風險制約。此前銀監會負責人曾表示，由于中國現有的制度，房屋產權70年，“以房養老”難以推行。除卻產權制約外，銀行還擔心：房價會下跌，抵押會縮水；產權不清晰，子女會糾纏；預期出差錯，虧空無人補。比如說定價時預期壽命是15年，但是老人最后活了30年，銀行一直在支付養老金，這個虧空怎么辦？正如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所說，“這應該是一個準公共品，政府必須介入”。

“如何養老”，是每一個人都要思考和擔心的問題，“以房養老”對政府提出了另一種挑戰。重視現實掣肘，借鑒國際經驗，“以房養老”才會受到更多認可，發揮更大作用。

“以房養老”也好，居家養老、互助養老也罷，都還屬在盤活“存量”上做文章，更關鍵是要提高“增量”，確保持續的良性循環，消除空賬隱憂。財政有更多擔當，切不可眼中只有“經濟”，不見“銀發”。

據權威消息，我國將有規劃地試點“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具體操作辦法和實施計劃，有望明年一季度出臺。昨天，中國政府網全文公布近日由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

通讀這個意見全文，不難看出中央政府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的探索和努力。老齡化，今天早已不再是個遙遠的杞人憂天式問題。今年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將突破2億；2025年，這個數字可能突破3億。而三十多年來保持不變的“三口之家”模式，也讓這種養老壓力向下一代、下兩代傳遞。如何在“人口紅利”耗盡、人口年齡結構呈現拐點之日，以充沛的養老基金存量、持續的養老賬目增量，以成竹在胸的心態，應對這種嚴峻考驗，解答“誰來為我們養老”的未來之問，已經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沉重命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務院此次出臺的這一意見，積極探索多元化養老，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而將養老任務分解為各個部委的硬性指標，則讓這種求解過程更有約束力。同時，對包括“以房養老”在內的個性化養老路徑的重新鼓勵，也將進一步拓寬養老途徑，給一部分有房無子（或兒女不在身邊、或兒女缺乏贍養能力）的老年群體提供更靈活、更值得期待的養老選擇。

當然，任何政策的微妙變動，都可能引發多方面的猜想。尤其是在樓市調控進入一種魔咒式的“滯漲”尷尬、養老金空賬之爭莫衷一是之時，我們有必要預先設問和防范的是：政府對于“以房養老”的積極推動，是否也會形成某種無形的負面心理暗示？其一，強化“買房防老”心態，從而助長樓市“看漲”的預期，為未來的調控平添幾許難度。其二，可能加重一些人對養老金缺口的憂慮，畢竟，那些關于養老金空賬的打架數據均是來自權威部門和機構，老百姓無所適從。因而，某些專家“延遲領取養老金，男的做園丁女的洗衣服”的奇談怪論，便容易引發公眾對這種強勢話語權可能形成的決策影響的擔憂。其三，“以房養老”在提供多元化、個性化養老范式的同時，也可能凸顯、放大未來的養老不公，使得無房老人養老境況和心態上進一步失衡。

中國獨特的國情，決定了“以房養老”等新養老模式的探索，必須立足國情，同時借鑒他國。東方傳統浸潤下的國人，更鐘情于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全托式養老相結合的方式，所以改善“親情養老”環境，仍需置于政策鼓勵的首要位置。在此基礎上，也不妨大膽“拿來”。比如，英美加等發達國家的“以房養老”服務運作相對成熟，成為老年人養老的重要選擇之一。而其前提則是：其一，完善的金融貸款、擔保機構、資產評估服務，減少雙方風險和交易成本；其二，相對理性與健康的房價，從而確保對房產市場價值較為穩定的預期，而這對漫長的“反向抵押養老”過程至關重要。其三，明晰的房屋產權，讓商家無“70年產權令房產折舊貶值”之虞……比照這些方面，我們還有太多短板，難怪以房養老“水土不服”。補齊短板，功夫在“養老”之外。

此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以房養老”也好，居家養老、互助養老也罷，都還屬在盤活“存量”上做文章，更關鍵是要提高“增量”，確保持續的良性循環，消除空賬隱憂。這就要求，一方面，廣開門路；另一方面，財政有更多擔當，做好基本養老服務的兜底，切不可眼中只有“經濟”，不見“銀發”。

養老體系中，支付能力和服務能力缺一不可，解決不好支付只能是“櫥窗外的乞丐”，提供不了服務則會是“沙漠中的富翁”

近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將“以房養老”作為完善養老服務業投融資政策的一項舉措。這一略顯生疏的名詞，迅速成為社會討論熱點。

實際上，“以房養老”是簡單化的概括，其全稱是“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老人將房屋產權抵押給金融機構，定期獲取養老金或接受老年公寓服務，最后房屋產權歸金融機構。這一“逆按揭”式的養老保險方式，發源于美國上世紀80年代，是增加養老資金來源的金融創新產品。

傳統文化中，養老被歸入“孝”的范疇，有“郭巨埋子”、“王祥臥冰”兩個孝德典范。前者因家貧，為養父母而欲坑殺兒子；后者因母病，為侍親而臥冰捕魚。雖然這種略顯畸形的養老觀已不合時宜，但從中仍可看出完善養老體系的兩個核心問題：一是支付能力不足時如何保證養老；二是怎樣提供更好的養老服務。解決不好支付只能是“櫥窗外的乞丐”，提供不了服務則會是“沙漠中的富翁”，對于完善的養老體系來說，支付能力和服務能力缺一不可。

當前，我們無論是支付能力還是服務能力，都還在“騎牛追馬”。雖已建立起基本體系，但各類養老保險的寬度和厚度仍需加強。比如，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轉問題仍沒有解決，大量養老保險資金安臥銀行賬戶、跑不贏通脹的步伐。而“就近養老需排隊十多年”、“老人護工缺口超百萬”等新聞，更折射出服務能力的不足。

從這個角度看，以房養老或可雙贏。一方面，房子這一“沉睡的資本”被激活，是解決支付能力問題的一種手段。另一方面，市場化、社會化養老，資本尚在猶疑觀望。畢竟，單憑多數老人的退休金，要在養老產業中贏利，還有風險。如果把“以房養老”作為補充養老金，做大養老產業無疑可能獲得一個強勁的支點，而養老服務也會因之而有新發展。

不過，好的政策構想還需配以成熟的政策執行環境。此前，北京、上海曾有過以房養老的探索，但效果欠佳。瓶頸的確很多：代理機構信用體系不健全、經營管理能力也有限，公眾不愿也不敢抵押房屋；房地產市場走向撲朔迷離，使這一政策缺少建立在“精算”上的基礎，讓雙方心有惴惴。更重要的是，即使能夠厘清養老支付的責任邊界，在中國文化中，以“賣房典地”的方式來養老，也會遭遇倫理和心理的雙重阻力。以房養老要達到預想的政策效果，這些都是要破除的障礙。

不管多難，養老問題都需要一個完美答案。中國60歲以上老人已有約1.94億，2050年將突破3億。這意味著4個人中幾乎就有一位老人，養老壓力可想而知。“以房養老”還是針對城鎮老年人口所作的政策設計，而農村空巢老人、低收入老人等群體的養老安排，在以房養老之類的單點突破之外，更離不開系統工程建設，發揮協同效應。

“老者衣帛食肉”是孟子眼中“王”的標準，“老有所養”是共產黨人的莊嚴承諾。我們已建起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網，未來，還需持續闖關，才能離“中國夢”近些、更近些。

以房養老這種“倒按揭”模式仍有諸多不確定性，在大規模推行之前，還需有關各方進行充分的論證和探索。

我國將有規劃地試點“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具體操作辦法和實施計劃有望明年一季度出臺。13日，中國政府網全文公布近日由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9月14日《新華每日電訊》）

最近幾天，清華大學楊燕綏教授提出的“男耕女織式”養老方案，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熱議，質疑和批評的聲音很多。相比之下，由國務院提出的“以房養老”方案，無疑要靠譜得多，也現實得多。“以房養老”是世界各國流行的一種養老模式，就是房主把擁有合法產權的房子抵押給保險公司或銀行等商業機構，這些商業機構按照評估得出的房屋價值，按月付給房主養老金，直到房主去世，房子產權歸商業機構所有。

在國外，“以房養老”是一種成熟的金融養老方式，但在國內，這種做法卻還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在筆者看來，“以房養老”要想本土化，“中國式以房養老”要想取得成功，僅靠國家有關部門出臺《意見》的推動還遠遠不夠，就目前的現狀來看，至少需要邁過以下三道門檻。

首先要過的是“觀念關”。在那些觀念比較傳統的老年人看來，自己辛苦一輩子掙來的一套房，死后卻成了別人的，心理上恐怕接受不了。而且，很多老人的子女可能還等著繼承父母的這筆“遺產”呢，如果房子最終要歸銀行或者保險公司這些“外人”所有，恐怕會影響到子女和父母的感情。

其次要過的是“政策關”。“以房養老”牽涉到金融業、社會保障、保險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牽涉到房地產評估、產權確定、人的壽命預期等諸多因素。既然以房養老的“倒按揭”模式，涉及如此眾多的領域和部門，沒有政府機構從中協調關系和打通環節，恐怕很難實施下去。養老問題不僅關系到老年人晚年的生活保障，同時也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關系到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因此，政府部門應該積極承擔起這份責任來，為以房養老打開方便之門。

最后要過的是“風險關”。國內房地產市場價格中長期走勢、人均預期壽命等難以預測，對銀行來說，正向按揭貸款的風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減小的，而“倒按揭”恰恰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風險不斷增大。業內還普遍擔心的一個最大“障礙”就是“70年產權”問題——現有房屋的產權只有70年，產權到期后如何處置，依然存在政策盲點。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銀行就無法真正在這條道路上走得太遠，走得踏實。

作為一種在國外業已成熟的養老模式，“以房養老”能否在國內扎根發芽、惠及百姓，我們心懷期待。不過，這種“倒按揭”模式仍有諸多不確定性，在大規模推行之前，恐怕還需要政府部門和有關各方進行充分的論證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