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寬松教育”失敗的警示

4月10日《中國青年報》刊發文章《日本教育減負30年反思》，讀后感慨良多。

人口稠密，同屬于東亞儒家文化圈，素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意識，民眾普遍重視學歷……中日兩國有著極其相似的社會環境。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生活條件大幅改善，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訴求大幅提升。家長對激烈的競爭壓力導致高強度的學業要求產生質疑，既希望孩子在學業競爭中優勝，又不希望孩子學習太辛苦，于是全社會批判“應試”，呼吁“減負”，對“只認分數”的大學入學考試帶來的基礎教育應試化和學業負擔過重現象大加撻伐。

學生學習負擔過重，怨聲載道的社會情緒，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發布教科答復報告《關于改善小學、中學及高中的教育課程基準》，指出“精選教育內容，旨在實現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的目標”。這個答復報告依從了民眾緩解下一代學業壓力的訴求，成為著名的“寬松教育”的標志，成為此后主導日本基礎教育30年的方針。

這與經濟經歷飛速發展，同樣受困于應試教育并力推素質教育的當下中國何其相似。然而，日本30年的“寬松教育”，不僅沒有實現減負目的，反而釀成了“公立瘦弱，私營肥滿”，中產家庭教育負擔倍增，國民學力顯著下跌、教育負擔抑制中產階級生育率等后果。學生“寬松”之后，基礎教育也垮了。沒有了學業壓力，怪物小孩開始成為日本校園中熱門的詞匯，嬉笑嘈雜、儼然把教室當成了游樂場的情形司空見慣，老師被學生欺負或無視隨處可見……“寬松教育”下產生的“寬松世代”，被外界打上了腦袋空空、目中無人、胸無大志、唯唯諾諾等標簽，成了教育改革失敗的試驗品。

有鑒于此，日本文部科學省發布了2020年起將在小中高學校依次實施新的“學習指導要領”，大量增加了學校課程的課時和內容，被人們解讀為告別“寬松教育”的宣言。日本的“寬松教育”以失敗告終，中國的素質教育又將何去何從？日本“減負”失敗的消息傳來，國內有媒體甚至特地標上“吹捧素質教育的都該看看”之類的話語，刺激著國人的眼球。

對于借“寬松教育”失敗而對素質教育大加嘲諷的聲音，筆者不敢茍同。為孩子減負，讓他們快樂地學習，何錯之有？中日國情雖極其相似，但畢竟存在很多差異，豈能簡單類比？教育是包羅萬象，極其紛繁復雜之事，絕不能以一時一地一國的成敗作為定論。進一步說，提升素質、減輕負擔的宗旨并沒有錯，但如何實施卻大有文章可做。姑且不論素質教育與“寬松教育”內涵的差異，即便就“寬松教育”而言，恐怕也存有理解的偏頗。

減負不能簡單理解為課時和內容的削減，更不能等同于沒有原則的“寬松”。負擔輕重，“量”固然是一個考量因素，但“質”更是關鍵所系，對所學的內容有興趣，再苦再累都不會覺得是一種負擔。減負的要旨在于盡可能遵從學生的志趣，激發其本性的力量，讓他們心甘情愿，自覺地投入于學習之中。

由于相似的社會背景，日本30多年“寬松教育”的經驗教訓對我國確實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最值得我們引以為鑒的就是：教育改革一定要深思熟慮，謀定而后動，寧可緩慢推進，切莫輕舉妄動。“摸著石頭過河”或許可以是其他領域改革的常態，而教育改革是最不允許失敗的，以犧牲一代人作為代價，是不能承受之痛。各級教育主政者必須抱著“成功不必在我”的心態，積極探索，謹慎行動，從長計議。反之，如果心浮氣躁，急功近利，不僅不能畢其功于一役，而更可能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