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辦高校漲學費不能“任性”

近日，江西和廣東已確定今年起高校執行新學費標準，內蒙古和海南也已召開聽證會并通過高校學費調價方案。廣東明確調整高校學費后，華南理工大學率先公布了最新學費標準，文科專業每年6060元，理工科專業每年6850元，分別漲1500元和1690元。江西高校學費漲價后，平均學費每年4000元，較現行的3910元提高2.3%。

學費上漲需要多重公開

燕農

2014年，國內十余省份相繼調整了公辦高校的學費，一度引發輿論熱議。時隔兩年，廣東、江西等地高校或迎來一輪“補漲”。同樣的，輿論焦點還是此前的輿論焦點，盡管學費上漲省份的有關部門和高校，做了不少解釋，甚至有學生和家長都表示“如果宿舍條件和教學環境同步提高，還是可以接受的”，但輿論熱度并沒有減弱的趨勢。

大學學費是否可以上漲，答案是肯定的。在此輪學費待漲的省份中，海南省的學費標準已執行了14年，廣東省的學費標準更是執行了16年。十多年間，物價指數不斷增長，大學的公用支出、固定資產折舊支出等不斷加大，尤其是多媒體教學等現代教學設施已成為各大學的標配，教學和科研設施的升級換代，早已非十多年前可比。這種情勢下，要求大學學費標準“一貫制”，顯然是不合理的。

輿論關乎于此的爭議，之所以“逢漲必議”，關鍵在于學費標準上調的相關數據信息公開透明不夠。眾所周知，我國高等教育屬于非義務教育，依法實行“以舉辦者投入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擔培養成本、高等學校多種渠道籌措經費的機制”。也就是說，生均培養成本是大學學費調整的重要依據。然而，見諸報端的，只有內蒙古有關部門透露公辦本科高校生均培養成本目前每年約1.8萬元，這就不免讓人懷疑學費上漲的隨意性。

大學學費上漲，最起碼需要公開三本明細賬。其一是生均培養成本。這里所謂明細賬，不是生均培養成本的最終數字，而是培養成本的數據都由哪些方面細致構成。正如有專家指出的，高校把所有辦學經費平攤在學生身上核算，這個做法并不合理，應該明確哪些支出可以進入成本，交由第三方機構進行核算。只有生均培養成本成了明白賬，大學學費上漲才有理有據。

其二，地方財政的投入成本。按照相關法規，學費占年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同時《高等教育法》規定，各級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保證國家舉辦的高等教育的經費逐步增長。比如內蒙古公布，本科生均培養成本1.8萬元，其中學費3000余元，地方財政要承擔1.5萬余元，這種情形下學費上漲并無不可。而若不公開地方財政投入力度和增長速度，就不免落下學費上漲為財政欠賬買單的嫌疑。

其三，學費支出使用情況。依據相關法規，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擠占和挪用高校學費。廣東省發改委表示，上調學費后增加的收入，不能用于償還學校歷史債務，高校需公開使用明細賬目，同時壓縮三公經費，確保學費增加收入用于學生培養上。唯此，學費上漲才具有正當性。

一言以蔽之，大學學費上漲也是一個法制問題，只有依法依規且遵從信息公開的規約，才能避免輿論“逢漲必議”。

高校收費要多講“窮人經濟學”

堂吉偉德

為期5年的高校學費 “限漲令”2013年到期后，各地高校漲價幾乎已無可避免。被長期壓制的高校學費，有合理性的上漲也在情理之中。不過，漲與不漲是一回事，如何漲和漲多少又是另一回事。公辦高校為全民所共有，如同景區收費一樣，如何沒有一個取向性的問題，加上有著嚴格的程序性把關，那么漲價過程可能會變調，而漲價的結果也會讓人大失所望。

在教育負擔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過高的收費會讓讀書的意愿下降。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可以產業化，但絕對不能商業化。公辦學校囿于自身的特殊性，如同公辦醫院一樣，如何堅守“姓公的本色”，同樣是高校漲學費議題必須考慮的問題，也是外界關注的原因所在。若不能秉持“窮人教育學”的思維，堅持高等教育人民辦，辦好教育為人民的原則，那么高校漲學費則會被利益所侵蝕，被市場所左右。

合理而科學的漲價，必須兼顧各方的利益訴求，合理分配各方的負擔，比如政府投入、自我籌集和向學生收取，應各占多少比例。還比如在漲價的程序上，如何更好實現公平正義的原則，就必須傾聽各方的意見，并切實履行好聽證等程序；還比如在漲價的標準上，能否制定一個科學化的遞增比例，而不是一限就死，然后一放就亂，沒有一個參照物價上漲、居民收入等各種因素的漲價機制。當然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高校學費上漲之時，體現出“窮人教育學”的信仰與理念，是當前最亟待解決的課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1979年提出了窮人經濟學的理論。他認為，懂得窮人的經濟學，就懂得了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原理。因此，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如何懂得？就是要將一切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放在絕大多數人的身上，讓弱勢群體也有機會享受有尊嚴的生活。高校招生之中，有相當比例的是貧困學生，還需要靠助學貸款才能上學。還有許多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學費作為剛性支出已影響到其家庭的正常支付能力。他們的利益訴求和現實情況，必須作為學費上漲之時，優先考慮的因素。

當然更重要的是，教育部等部門2015年聯合印發的《關于2015年規范教育收費治理教育亂收費工作的實施意見》，再次強調“高校學費標準應嚴格按照不高于生均培養成本25％核定”。在很多高校收費已逼近和達到這一臨界值之時，漲學費已沒有多大的彈性空間。如此情況下，若沒有“窮人教育學”下的教育情懷，既無以感動各社會機構獲得更多的捐款，也無以激發自我做好開源節流的努力，彌補辦學虧空或者成本不足，就只能在漲價一條道上走到底。

哈佛大學是累計接受社會捐贈最多的大學。截至2015年，哈佛大學接受捐贈總額大約為364億美元，我國高校累計的社會捐贈還不如一個哈佛大學多，一些國內的機構寧愿把錢捐給國外的知名大學，也不向國內的高校捐贈，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總的來說，還在于國內高校過多的注重了經濟利益，既無透明的財務機制，又無令人信服的人才培養成果，更缺乏“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與高校內涵，漲學費則注定讓人糾結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