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供給側改革

法治供給更高效公正

此次會議上傳達了習近平對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被概括為“兩大意識、四大任務和三大職責”。其中四大任務是“防控風險、服務發展，破解難題、補齊短板”。前兩大任務對應的正是法治作為必需品的地位。風險社會是社會學家對后現代社會核心特征的概括。此次會議提出了“反對暴力恐怖和維護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網絡安全、公共安全”等五項風險防控，這些風險便集中體現了當前社會存在的最為激烈的不確定性。法治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為社會提供確定性的期待，而其他治理手段都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以不確定性的手段治理風險社會，只會形成不確定性的疊加，最終導致風險不可控。以法治的確定性，緩沖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這就是為什么法治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治理“必需品”的內在邏輯。

十八大以來的全面司法改革可以說是確保法治這個必需品供應的“供給側”改革。今年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要求將司法改革試點推向全國，這種快節奏的改革既體現了滿足法治供應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當前的司法改革大方向在頂層設計上已經取得了共識，過去幾年改革試點中存在的現實難題，并不是改革轉向的借口，而是改革必須克服的障礙。四大任務中的“破解難題、補齊短板”就是對司法改革攻關的總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過去幾年的司法改革重現了當年中國經濟從計劃轉向市場的“改革激情年代”，既涉及到新舊觀念的轉變，也涉及到新舊體制的轉換。在觀念上，司法不再是依附于行政目標、經濟發展，乃至政治任務的手段，而是與這些領域相輔相成的重要支柱，是互相適應，共同發展的關系。在體制上，司法既面臨著對內提高能力和效率的任務，也面臨著對外提高獨立性和權威性的任務。因此改革的陣痛不獨于司法內部，而是輻射到中國整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每一寸肌理中。

作為法治的供給側，最核心的問題在于，如何使法治成為高效、公正的解決問題的途徑。從渠道引導上講，涉法涉訟信訪改革、立案登記制、一村居一律師、行政訴訟集中管轄異地管轄等改革，目標都在于提高法治供給的便利性，激發法治需求，使問題在法治軌道上解決。從法治渠道的效率方面講，強調律師在司法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在法院、檢察院內部開展員額制改革，進一步體現司法專業性，理順司法機關內部的人員管理；設立專門法院和最高院巡回法庭，種種措施的目標使案件能夠更高效獲得處理。從法治渠道的公正性講，建立法官、檢察官遴選與懲戒機制，在人事和財政上進行省統管，建立法官、檢察官終身責任制等等，都屬于司法的內功修煉，最終有利于提高司法權威。

中國法治的新常態

這些改革都還處于“在路上”的狀態。全局性的改革問題便在于此，這不是一個人的異軍突進，而是全面的行軍，總有一部分走在前面，而另外一部分一時無法跟上。目前司法人員流失、案多人少困境沒有顯著緩解等等突出的問題，在法律職業改革、司法保障改革等配套改革跟上之后，應當會有所改善。改革造成的問題只能靠進一步改革解決。此次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提出的“堅持把改革作為破解政法工作難題的根本出路”，其中便包含這么一層意思。

今年新公布的中國GDP增長率是多年來首次滑落到7%以內，這是中國經濟進入“轉方式、調結構”新常態的明確信號。中國當前的法治改革也是對舊面貌的革新，目標是走向法治的新常態。這個新常態指的就是，在法治已經成為“必需品”形勢下，供給側的改革只能成功，否則各類風險無以防控，改革的成果也可能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