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鬧”入刑，用法治涵養醫患關系

“有時能治愈，常常在幫助，總是去安慰”。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然而，一直以來，白衣天使卻總是受到“醫鬧”的困擾。就在前不久，被網友們稱為“最心酸交班”的留言條，在網上引發熱議。一位醫生提醒接自己班的男同事，要保護好已經懷孕的一位兒科醫生。“醫生都沒有安全感了，一邊救死扶傷，一邊還要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這樣的故事，也一再說明“醫鬧”已經成為損害醫患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

可幸的是，“醫鬧”現象或許多了一條破解之道。近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九），將“聚眾擾亂公共、交通秩序罪”，變更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情節認定包括“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這也意味著“醫鬧”情節嚴重，或可入刑。

“醫鬧”的發生，不外乎有兩種原因，一種是因為醫患信息不對稱，患者陷入“弱者心態”，寧愿“信鬧不信法”的思維怪圈；另一種則是“職業醫鬧”，以鬧取利。對于前者，很多時候，是因為患者情緒激動，偶爾出現一些激烈言辭，甚至過激行為，應該來說，都可以理解。對于后者，則完全是以醫療糾紛為借口，通過侮辱醫護人員、現場滋事擾亂等嚴重妨礙醫療秩序的行為，牟取利益。而一些醫院出于息事寧人、“寧可吃虧，不要糾紛”的心態，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小鬧小賠、大鬧大賠、不鬧不賠”的醫鬧歪風。

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法治對于解決“醫鬧”亂象，究竟有何意義。一方面，明確法律底線，為解決“醫鬧”亂象，提供最起碼的法律支持；另一方面，也給醫患雙方的溝通，提供一個法律平臺，維護正常的醫療秩序。在這個意義上，“醫鬧”入刑，既是對不法“醫鬧”的一種震懾，也是對醫患關系的一種涵養。

堵不如疏。醫患矛盾，由來已久。修復脆弱的醫患關系，除了有法治這個“底線”之外，更應考慮關口前移，在如何防止醫患糾紛發生、疏解醫患矛盾上入手。畢竟，徒法不足以自行。深層次的醫患問題，不僅要靠法治來涵養，更需要對“人心”的醫治。比如，如何健全“讓患者參與”的過程，增進醫患之間的信任？怎樣完善醫療保險制度，保護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這些也是涵養醫患關系，不得不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