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協定之關鍵看點

亞投行的“基本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昨在北京順利簽署。亞投行57個意向創(chuàng)始國除菲律賓“臨陣缺席”外，全部參加了簽字儀式。這是亞投行籌建進程中又一里程碑事件，這也意味著亞投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如期成立并投入運營。

透過昨日所簽署的亞投行協定之主要內容，有以下若干關鍵看點值得解析一下。

股權結構安排意味深長

亞投行一期總股本安排1000億美元，截至昨日協定簽署前，各國認繳的總股本已超過981億美元。根據亞投行協定確立的股權結構，中方實占亞投行股權30.34%，為第一大股東。第二至第五大股東依次為印度、俄羅斯、德國和韓國。在前五大股東中，中方股權數量，比第二至第五大股東股權總和（23.4%）還高出6.94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方在亞投行“一股獨大”的股東地位，得到了其余意向創(chuàng)始國的一致確認。

股權大小關乎決策權大小，決策權大小則主要體現為投票權大小。按國際上跨國多邊銀行的組建慣例，中方30.34%的股權可相應獲取大體同等的投票權。但為了體現團結共籌之誠意，中方對投票權作了適度削減。根據協定，中方實有投票權26.06%。由于亞投行重特大決策需要3/4以上票數才能獲得通過。這就意味著，中方26.06%的實有投票權，其實就是由中方獨家行使針對可能出現“重特大錯誤決策”的否決權。適當度讓投票權但確保行使獨家否決權，乃中方統領亞投行股權安排的靈活、智慧加務實。

在現有國際性金融機構中，譬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美國都擁有獨家否決權。美國否決權緣自以美元強權加軍事霸權所倚仗的美式強權政治。雖極不合理，可迫于美國淫威各國一度敢怒不敢言，但美國“金融霸權”眼下所面臨的不可遏制的勢微亦是不爭事實。中方在亞投行的獨家否決權緣自中國經濟的實有體量，共同發(fā)展的普世價值觀，以及由此不斷增值的國際威望，是完全可持續(xù)的。

在中方倡導下，亞投行籌建從起步就秉持開放包容理念，其股權結構安排向世界各國開放。不過，亞投行金融服務對象肯定得首先滿足亞洲域內各國，經中方與各意向創(chuàng)始國反復友好協商，最終所確立的亞投行董事會12名成員，亞洲域內國家占據9席、域外國家占據3席。這在最大程度上確保了亞洲域內國家的整體“融資需求”，亦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某些亞投行域外成員國，憑借其“老牌金融帝國”的歷史地位，對亞投行經營決策可能出現的“倚老賣老”式的不當干預。

“度量中國”的新標尺

亞投行籌建之初，考慮到各種“不確定性”及各國對中方倡議的響應程度，以及美日等個別國家的攪局因素，主動提出愿獨立提供亞投行千萬注冊資本金的一半。除此之外，考慮到當年世界銀行、IMF以及由美國當“董事長”、日本當“CEO”的亞開行籌建之初“應者寥寥”之局面，中方將亞投行意向創(chuàng)始國主要鎖定為亞洲域內國家，并進行針對性的經濟與外交攻勢。

去年10月，首批清一色為亞洲域內國家的22個意向創(chuàng)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消息一經發(fā)布，不但有更多的亞洲域內國家主動要求成為意向創(chuàng)始國，而且還在其他各洲產生群體式響應的“共鳴潮”。最終，亞投行意向創(chuàng)始國增加為57個。

最具戲劇性也最值得細細玩味的是，G7成員國中的“老歐洲四巨頭”——英法德意”乃至澳洲的澳大利亞，都爭先恐后背棄美國的一再“好言相勸”，一頭扎進了亞投行之懷抱。如此一來，原本慮及美國臉色而暫時持等等看策略的更多國家，“大膽”接受了中方誠意相贈的“紅玫瑰”。

圍繞亞投行籌建的每一個時間節(jié)點所發(fā)生的故事、花絮乃至所呈現的感人細節(jié)，其實就是我們據實度量乃至丈量國家進步的一根標尺。

發(fā)揮關鍵撬杠作用

閱讀亞投行協定，并回眸此前籌建的“宗旨報道”，人們當可較清晰地看到，亞投行既不是多邊商業(yè)銀行，亦不是多邊扶貧銀行，也不同于多邊政策性開發(fā)銀行。它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亦不能不適度贏利以確保自身的可持續(xù)，既然要追求微利，其運營必須按市場規(guī)則進行。

有了這一基礎定位，等于為亞投行植入了現代銀行的公司治理理念與結構。它將與絲路基金、金磚銀行、中非基金、乃至世界銀行、IMF、亞開行、歐洲復興銀行等進行廣泛的多邊“銀團合作”，并在合作中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改變并塑造出新的全球性金融規(guī)則和秩序。它其實并非只是一家銀行，而是一個超級的國際性融資大平臺。以亞投行作為擔保母體，對亞洲域內外基礎設施及非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它可直接融資、發(fā)行債券或提供融資擔保，它可牽頭成立各類公私募基建基金，可以牽頭提供金融租賃服務，也可以直接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參與有利可圖的股權投資或各類金融衍生品交易。由于它的第一大股東中國具有良好的國家信用，它是一根能融合各類金融資本跨國界、跨洲際舞動的超級“魔棒”。

鑒于“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核心在“帶”而非“路”，即沿陸、海兩大絲綢之路梯次構建跨國界的工業(yè)城市群和產業(yè)園區(qū)經濟帶。通過“群”與“帶”之建設，輸出中方的剩余產能、成套裝備、生產線，以及相配套的全套技術標準、工藝工裝及終身售后服務。因而，亞投行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策性開發(fā)銀行和進出口銀行，亦有極具開發(fā)潛力的廣義金融合作空間。

若把亞投行這根關鍵撬杠使用好，它必能帶動更多的金融撬杠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超乎人們想象的建設資金。數十年后，亞投行將有可能作為中國力主重構世界政經新秩序，謀求共同發(fā)展的主要金融工具之一而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