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基本法”的核心命題

【既遵循國際多邊組織的運行慣例，又預留了創新空間，是《亞投行協定》的主要特征。亞投行未來的順利發展，由此獲得了機制保證。】

29日，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在北京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標志著亞投行走完了建章立制的程序，形成了各方需要遵守的“基本法”，距正式成立只有一步之遙。

亞投行的設立主要基于亞洲有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現有國際金融機制存在低效、不透明的缺陷，中國經濟實力增強等一系列現實情境。這意味著，二戰以來首個非制度安排形成的亞投行，在未來的運行中必須對促使其生成的現實情境作出有益的、建設性的貢獻，才能體現其價值。具體而言，亞投行能否彌合不同成員的不同利益訴求，能否形成專業、高效、廉潔的內部治理機制，能否反映國際經濟格局發生的變化，能否與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形成互補性，決定著亞投行的未來。

這也是亞投行“基本法”的核心命題。《亞投行協定》的順利簽署，表明在這些問題上已有明確答案。

其一，是基本實現了成員國不同利益訴求的平衡。投票權分配是亞投行機制的重中之重。根據協定，亞投行的總投票權由股份投票權、基本投票權以及創始成員享有的創始成員投票權組成。股份投票權和創始成員投票權按出資比例和加入時間分配，符合國際慣例和市場原則；基本股票權由全體成員平均分配，對于出資比例小的成員來說，意味著獲得了超過其投資比例的話語權。三種形式構成的投票權，注重了市場原則與平等原則相結合，保證了亞投行投票權分配的公平合理。

其二，反映了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趨勢。按照協定，各成員國以GDP為依據分配股權。考慮到不同國家GDP核算方法的不同，為保證公平，對GDP的核算按匯率計算法和購買力平價計算法二者加權平均計算。基于此計算基礎，中國、印度、俄羅斯、德國、韓國與澳大利亞成為前五大股東（韓、澳并列第五）。這一排序是國際多邊機構中首次體現新興經濟體的優勢，充分顯示了國際經濟格局正在發生的變化。

其三，體現了真正的區域開放主義。協定簽署前，外界一直猜測中國會不會追求有一票否決權的超級地位。盡管從目前看確實體現了中國的主導權地位，但包括美、日在內的世行和亞行成員，仍可成為亞投行成員，因此，股份和股票權的分配處于動態進程中，隨著新成員的加入，中國的股份和投票權比例可能會稀釋。亞投行的這種開放性，體現了真正的區域開放主義。

其四，透露出提高效率的追求。協定規定，理事會是亞投行的最高決策機構，根據事項重要性，理事會采取簡單多數、特別多數和超級多數原則決策，有利于利益兼顧與決策效率之間的平衡。

既遵循國際多邊組織的運行慣例，又預留了創新空間，是《亞投行協定》的主要特征。亞投行未來的順利發展，由此獲得了機制保證。

本報特約評論員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