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既要講規則也要知變通

去年10月，張建華80多歲的老父親因為多個器官衰竭昏迷，雖經搶救保住了命，但已經沒有了自主意識。住院期間，兒女發現父親身上有兩張存折和一張工資卡，里邊共有5萬多元，他們打算把錢取出來為父親治病。由于不知道密碼，銀行要求出示合法監護人證明才能修改密碼。為此，張建華兄妹四人開始奔走于社區、街道辦、公證處。然而，因為無法拿到監護人證明，這筆救命錢變成了空中樓閣，看得見，摸不著。（5月27日《華西都市報》）

銀行一定要有“合法監護人證明”才允許老人的子女取錢，但不管是街道、社區還是公證處，都無法開具這樣的一紙證明。如果要由公證處來開具證明，就首先必須由法院出具當事人父親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裁定，但是這份裁定，最快也要一個月才能下來，而到時候老人是否還在人世，都很難說。

以往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公眾往往把矛頭指向了銀行或醫院，指責他們不近人情、官僚主義等等。但實際上單純指責也不公平，畢竟他們也是在照章辦事，按照規則行事。如果凡事不按章程，不講規則了，也就亂套了，尤其是對于銀行這種地方來說，最終損害的可能正是廣大儲戶的利益。但我們也應該明白，規則和制度都是人來制定的，規則之內應有人性化。

老人子女要取出這筆錢，難道一定要走司法鑒定所鑒定，法院裁定，公證處公證，然后銀行審核這套程序嗎？我看未必。如果銀行也本著人性化服務的原則，親自到醫院去，在醫院、社區或街道工作人員三方在場情況下，由醫院來證明老人確實失去了民事行為能力，由社區來證明老人和子女之間的關系，有了這樣的證明，銀行方面還有什么不放心的？

對制度有違人性和道德的“執行”，其實有悖制度的人性化內涵。靈活和變通，并不是簡單地對規則和制度的破壞，而恰恰是對規則和制度過于僵化和教條的一種有益補充。說到底，制度是用來防范的，更是用來服務的，倘若制度被用來折騰人，這不是制度出了問題，是執行制度的人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