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刑打拐有情理違法理

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連日來呼吁對于罪行嚴重的人販子應該判處死刑，這一觀點也在網友中引起熱議。在某網站進行的一項調查中，有近7成網友對此表示支持，認為人販子造成丟失孩子的家庭家破人亡，如今對人販子處理過輕，是造成人販子犯罪行為仍舊猖獗的重要原因。（3月4日《廣州日報》）

眾所周知，人販子之可惡不僅因其拐賣婦女孩子牟取利益，而且嚴重破壞了家庭生活，給社會帶來危害。電影《失孤》預告片中，劉德華所飾演的男主角，騎著個摩托車天南地北的尋找被拐的孩子，將一名失去孩子的父親內心世界和生活狀況表現的淋漓盡致，令人為之動容。從情感上來說，對人販子的痛恨無以附加，唯有之一。難怪公安部打拐辦陳主任呼吁極刑打拐，隨即得到7成受訪網友的支持。

事實上，極刑打拐源于“治亂用重典”思想，是人們希望通過極刑來達到鎮懾、嚇阻販買婦女兒童的罪行，既有以極刑的威懾力破除人販子追求利益的心理，使其不敢以身涉險，又有以極刑的恐怖，阻擊人販子的僥幸心理，使其望而卻步。

然而，從法理上來說，罪罰相宜才最能發揮刑罰威懾力，法治的嚴厲性是有限度的，嚴厲不等于過于殘酷，從嚴執法唯有讓人販子確信所犯罪行必受刑罰，才能充分體現法律的公平正義。

可以說，極刑打拐并不能達到遏制拐賣兒童犯罪的最佳效力。其一，極刑不可能根除產生拐賣兒童犯罪的復雜社會根源。源于一些人延續香火或顯示家庭人丁興旺的封建傳統觀念作祟，拐賣兒童犯罪仍有較大買方市場，自然也不可能從根本上遏制拐賣犯罪的發生。

其二，從極刑產生威懾效果心理機制來說，一個法盲人販子要讓他事前知道自己的行為構成極刑犯罪根本不可能。既便有的人販子明知行為可能會受到極刑，但因其理想或信念的偏執，早已淹沒了對極刑的恐懼，對這類法學家稱為“確信犯”的人販子，極刑的威懾力就難以發揮效果。

其三，從極刑遏制犯罪實踐效力上來看，在廢除極刑的瑞典、意大利、奧地利等國家，刑事犯罪率并沒有因為廢除極刑而上升。如奧地利先后共5次宣布極刑的恢復和廢除，但重大刑事犯罪率始終沒有任何大的變化。而從我國刑法規定的極刑種類執行效果為例，在1983年至1991年年間，“嚴打”執行的極刑數量較大，使嚴重刑事犯率呈現下降趨勢，但諸如兇殺、嚴重盜竊等刑事犯罪仍連年增長，其中，嚴重盜竊更是每年遞增近3倍。由此可見，所謂多適用極刑來發揮威懾作用只是一種情感上的想當然，與法律執行客觀規律并不相符。

值得關注的是，法治文明要求打破極刑迷信是大勢所趨。極刑有一定的威懾力，但不能產生長久有效的威懾作用。因此，彰顯法治力量，就要針對販賣婦女兒童罪行的社會性，對人販子加大教育改造，加大對買方人員打擊力度，并從社會責任的視角促使販賣婦女兒童犯罪的買賣雙方都能改過自新，達到警示、威懾效果。相信，實行打拐綜合治理，將能降低販賣婦女兒童罪的發生幾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