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好用活“富豪村官”這個關鍵的少數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堅決查處發生在農民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這是十八大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3年關注農村腐敗問題。

近年來，一些村官雁過拔毛、過手收錢，把手中或大或小的權力用來尋租，使得來自社會基層的腐敗案例呈現多發之勢，社會影響也越來越大。特別是媒體不斷曝出“小官巨貪”的典型案例，反復挖掘“富豪村官”的新聞價值，把世人的目光吸引到了村官的富裕程度、奢靡深度、貪腐烈度，在這種“聚焦燈”下，“富豪村官”再次被推到了輿論場的中央。

“富豪”能否當村官，早已破題。從中國歷史傳統看，封建社會的歷代農村“掌門人”，大多的是士紳階層等鄉村社會精英群體。實行村民自治之后，農村基層組織選帶頭人一直倡導“自己不能富，不能當干部”的理念，各地均在大力選拔“帶頭致富和帶領群眾致富”“雙帶能力”突出的村級組織負責人。另外，在“先富裕起來”政策的刺激下，農村一部分“富者”在經濟地位改變后，滋生了強烈的政治訴求，促使富豪們走上了農村政治前臺。在這些多重背景下，“富豪”變身為“村官”，成了農村的一道“政治風景”。

從現實看，“富豪村官”的出現，雖然在帶動農村經濟發展、轉移農村富裕勞動力、促進群眾增收致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伴生的竊取基層資源、暗涌以權謀私、滋生黑惡勢力等現象，也成為農村的“另類風景”。

面對不同的“風景”產生不同的感受：“富豪村官”們認為自己是“耗子鉆風箱——兩頭受氣”，大叫“冤屈”；老百姓卻認為他們是“種了公家的田，肥了自家的包”，直呼“坑爹”。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病根出在制度上：其一，定性考究“入仕動機”的制度缺乏，讓一些別有用的“富豪”靠小恩小惠、靚麗承諾賺取了選票，當上村官。其二，科學防止“官商同體”的制度缺乏，給少數“富豪”搭建了竊取集體資源的“權力平臺”。其三，嚴密有效“剛性防腐”的制度缺乏，使個別“富豪村官”舉起“自治”的幌子，脫離了監督。

當前，中國農村正由傳統走向現代，鄉村社會的權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鄉村社會涌現了一批率先富裕起來的能人，農村先富群體不僅是農村一支重要的經濟和社會力量，也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富豪村官”已經成為基層治理中“關鍵的少數”，必須通過規范管理、科學引導、制度護航，讓“富豪村官”真正成為農村發展的“引領者”、村級管理的“當家人”、新村建設的“經營者”。否則，這支力量有可能成為蛀蝕群眾利益、蠶食黨委公信的“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