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國需要眾人拾柴

【有人說，上海法官鄒碧華之所以受到整個法律界的尊敬，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與他所分工主管的上海司法改革試點有關，與當下“法治中國”建設有關。就在他離世前后的一周，復旦投毒案二審的子夜激辯，聶樹斌案的異地復查，呼格案的沉冤昭雪，讓人們既體味到司法改革的緊迫，也感受到司法改革的前行。而繼今年6月經中央批復通過試點方案、上海成為全國司改“排頭兵”后，半年來，又有6個省市的司法體制改革方案獲得中央批復同意。無論從力度還是廣度看，司法改革正在更大范圍內積極有效地推開。

改革的千針萬線，最終要靠擔當者牽引。十八屆四中全會給司法改革注入強大動力，激蕩起人們的法治夢、中國夢。面對這樣的改革大潮，能否把握歷史機遇、凝聚社會共識，如何推動司法改革、建設法治中國，不僅需要法律界人士認真探討、積極探索，也需要上自國家下至個人的同心向力，構建起共同體意識。這，或許正是我們要從“鄒碧華現象”中汲取的可貴力量。

——編者】

合力啃下司改“硬骨頭”

舒銳

很少有哪位法官在離去時，能夠像鄒碧華法官這樣得到如此贊譽和惋惜。這當然與鄒法官個人學識與人品有直接關系，更重要的，是引發了人們對司法改革的關注。

鄒法官是上海法院司法改革的主要“操盤手”，而上海正是全國司改的排頭兵。“出師未捷身先死”，人們為之發出“船到江心，操槳者驟然沉默”的感嘆。實際上，法律人惜碧華，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他們對司改的思考，甚至是憂患意識。

新一輪司法改革的試點工作正在進行中，四中全會更對司法改革作出了戰略部署。今天的司法改革，涉及諸多“硬骨頭”，改革已不可能如改革初期那樣受益者廣泛，必然觸動部分既有利益。改革就是保護合理利益、剔除不正當既得利益。司改就是要讓法律共同體得到保障與尊重，讓普通民眾得到公正高效的司法服務。

知易行難，案多人少、待遇低、壓力大、得不到尊重，這是不少法院工作人員的直觀感受。如果說，鄒法官是為司改獻出生命的第一人，那么我們必須警醒，不能讓更多可敬、可愛的法官們以離開法院的方式為司改犧牲。而這需要靠職業保障、職業前景來實現。從這個意義上，司改成功不能通過法院一家之力而得以實現，更需要得到全社會的關注與支持。

干將莫邪，投爐問劍；碧華盡瘁，獻身司改。司法公正高效是關乎全體人民福祉的事業，但愿碧華法官的逝去能夠引起社會各界對司法改革應有的重視，讓我們攜手將其未完成的事業繼續下去，以慰天靈。

（作者為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法官）

建立改革者共同歸屬感

宋通

鄒法官去世后，在媒體報道中看到他說過的一句話，頗能引發我的共鳴和思考。他認為，律師對法官的尊重程度，表明一個國家法治的發達程度；而法官對律師的尊重程度，則表明這個社會的公正程度。這提醒我們，在法官與律師之間，是不是除了“對抗”，還可以有“相惜”？而這種相惜，或許正是建立改革者之間共同歸屬感的體現。

在我的律師執業生涯中，與法官、檢察官打交道可謂數不勝數，同行之間交流時，最常慨嘆的，就是律師辦案不易。一方面，是當事人和社會公眾對法律從業者不理解，甚至冷嘲熱諷；另一方面，則來自于法官和律師的關系。鄒法官的離去之所以在律師界引起震動，甚至包括許多未曾與之有接觸的律師，就是因為從他的身上，看到了跨越本職的法治精神。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中國司法改革之路漫漫，需要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教授以及職業立法者、社會法律服務者等在內的法律職業共同體，一起為之努力和奮斗。法治文明是現代社會進步的表現，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形成和完善是法治社會運行的載體。沒有法律職業共同體，何談法治？法治不成熟，亦難有發達的法律職業共同體。

律師界對鄒碧華法官的悼念和稱贊，讓“法律職業共同體”曙光微現。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新一輪司改的大背景之下，構建一個趨于成熟和發達的法律職業共同體，必將成為司法改革和社會進步的重要一步。

（作者為北京市朝陽區律師協會行政與政府法律顧問業務研究會主任）

改革現場離不開身體力行

田飛龍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在當前司法權威不高的情況下，“鄒碧華現象”或許提供了中國司法權威成長的一條新路徑，即：不以官階和法律強制賦權，而以法官身體力行的典范行為提升司法權威和公眾認同度。

“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四中全會對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關系的描述，不僅勾畫了推進法治與德治的藍圖，更對法律人提出了必須具備的法律與道德的雙重素養。中國法治的深度推進、規范發展，必然要求有自身的榜樣和典范作為職業精神的肉身承載，這是鄒法官的職業天命，也是司法權威成長的一般規律。職業權威并非直接來自法律規定，而是來自擔綱這一職業的自覺主體的典范行為。正是在具體司法和司法改革上的價值取向和實際成就，鄒法官贏得了法律界的尊敬。他的身后哀榮，決定了“鄒碧華現象”不會一騎絕塵，而是響應者眾。

司法改革是一個職業的集體事業，需要犧牲奉獻、典范個體與公眾認同。作為后發法治國家，中國司法一直在為提升權威與地位積極努力。這些年來，司法界一直在尋求一種復雜的“賦權”安排：第一，體制賦權，即通過窮盡體制性司法資源以盤活“存量”，獲取自上而下的司改空間，以擴大“增量”，新一輪司改也命意于此；第二，文化賦權，即通過法治觀念的繼續啟蒙，改變法官在政治與社會文化中的處境和地位。一些法官主動進行法律譯介和寫作，彰顯此意；第三，魅力型人格賦權，即通過法官典范的樹立贏得自下而上的公眾認可。鄒法官幾乎在上述任何一個層面均有不凡表現，因而積極穩健地推進了司法權威成長。

中國司改，也有著改革之艱難，接續的是中國百余年探索現代治理模式的宏觀政治使命。“鄒碧華現象”也是對所有改革領域的隱喻和啟發。在一個新的治理時代到來之際，尤其需要無數“操盤手”身體力行地奮斗在改革現場，豎起新一輪治理改革和時代精神移轉的風向標。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院長助理，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