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國需要眾人拾柴

改革現場離不開身體力行

田飛龍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在當前司法權威不高的情況下，“鄒碧華現象”或許提供了中國司法權威成長的一條新路徑，即：不以官階和法律強制賦權，而以法官身體力行的典范行為提升司法權威和公眾認同度。

“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四中全會對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關系的描述，不僅勾畫了推進法治與德治的藍圖，更對法律人提出了必須具備的法律與道德的雙重素養。中國法治的深度推進、規范發展，必然要求有自身的榜樣和典范作為職業精神的肉身承載，這是鄒法官的職業天命，也是司法權威成長的一般規律。職業權威并非直接來自法律規定，而是來自擔綱這一職業的自覺主體的典范行為。正是在具體司法和司法改革上的價值取向和實際成就，鄒法官贏得了法律界的尊敬。他的身后哀榮，決定了“鄒碧華現象”不會一騎絕塵，而是響應者眾。

司法改革是一個職業的集體事業，需要犧牲奉獻、典范個體與公眾認同。作為后發法治國家，中國司法一直在為提升權威與地位積極努力。這些年來，司法界一直在尋求一種復雜的“賦權”安排：第一，體制賦權，即通過窮盡體制性司法資源以盤活“存量”，獲取自上而下的司改空間，以擴大“增量”，新一輪司改也命意于此；第二，文化賦權，即通過法治觀念的繼續啟蒙，改變法官在政治與社會文化中的處境和地位。一些法官主動進行法律譯介和寫作，彰顯此意；第三，魅力型人格賦權，即通過法官典范的樹立贏得自下而上的公眾認可。鄒法官幾乎在上述任何一個層面均有不凡表現，因而積極穩健地推進了司法權威成長。

中國司改，也有著改革之艱難，接續的是中國百余年探索現代治理模式的宏觀政治使命。“鄒碧華現象”也是對所有改革領域的隱喻和啟發。在一個新的治理時代到來之際，尤其需要無數“操盤手”身體力行地奮斗在改革現場，豎起新一輪治理改革和時代精神移轉的風向標。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院長助理，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