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矛盾都推給法院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一閉幕，“法治”就成了朋友圈里的熱門話題。大到方針政策，小到家長里短，每個人都在熱烈地討論著“依法治國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變化”。這讓我想起了一件小故事：因為市里要新建火車站，朋友小A成了拆遷戶，因補償實在太低，小A就沒簽協議，指望著談一談再說。可沒過兩天，樓下就動工了，好好一條馬路被挖得千瘡百孔不說，供暖管道也被挖壞了。小A著急了，找了很多市政部門，可人家說這是政府工程，“實在不行，您就上法院吧。”小A最后無奈地說：“怎么也想不到，我居然會成了釘子戶。難道非要等到房子被拆完了，我才能找到地方說理嗎？”

類似小A遇到的煩惱，我們每個人都曾經歷過：問題或許還夠不上法律的門檻，但已經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影響，但偏偏還找不到解決途徑和辦法，只能等待，等著事情越來越嚴重，再去尋求法律的幫助。只是等到拿起法律武器的時候，傷害已經不可挽回。

法律不可或缺，但“法律不是萬能的”，老百姓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救濟渠道也不應該只有法律一條路徑。在社會生活中，法律應該是底線、是原則、是精神。有些人一提“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就想當然地把所有問題都交給法律去解決。像小A碰到的那些市政官員，問題明明就是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卻還要“好心提議”上法院。這話乍聽起來像是恪守法治精神，但實際上卻與法治背道而行：市政部門的職責本身就由法律所定，不履行職責，反而推諉扯皮，這算哪門子“法治思維”？

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說的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對法治的信念，認識事物、判斷是非、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嚴格恪守“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的理念，并不是把所有問題都交給法律，把所有矛盾都推給法院。實際上，政府的每一分權力都來自法律的授權，背后都有相應的責任和義務約束。亂作為、濫作為固然不可取，但不作為也同樣是違法之舉。試想，一個漠視職責義務，凡事明哲保身，信奉“不做不錯”的政府，如何能夠實現有效的社會治理，如何能夠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一個對社會發展毫無益處，成為不了社會進步“領頭羊”“發動機”的政府，即使再遵紀守法，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