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天下財經》報道,“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這是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的最新說法。(10月20日,光明網) 從網上輿論看,絕大部分網友對蔡昉院長“工資過快上漲會傷害經濟”的論調頗有些反感。的確,從現實看,中國近三十年來一直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就了“中國制造”的赫赫威名,即便是近幾年“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因為“民工荒”被迫調高了工人工資,但從整體來看,我國勞動力工資上漲幅度算不上“快”。另外,據全國總工會一項調查顯示,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與勞動報酬比重持續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簡直可以說,勞動力工資的漲幅遠遠被甩在了企業發展的屁股后面了,何來“過快”之說? 不過,感情上的不認同,并不代表蔡院長說的就沒有道理。工資的過快上漲必然加大企業的運營成本,當企業難承受成本壓力導致企業破產,進而影響經濟發展。所以,“工資上漲過快傷害經濟”也并非是空穴來風。 既然存在這樣的風險,我們就不應該視而不見,而應該未雨綢繆,早做預防。蔡昉院長提出了他自己的辦法:“通過穩定農民工就業,提高勞動參與率、繼續實現資源重新配置而獲得全要素生產率。這樣就有了替代工資上漲的辦法,既讓農民工愿意出來就業,又可以利用好公共政策。”簡而言之,就是讓工作的人干更多的活,或者是讓更多的人來干活。筆者認為這個辦法只能解決人手不夠的問題,很難解決“工資上漲”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基本上告別了勞動力幾近無限供給的時代,勞動力趨于緊缺,勞動力成本大幅攀升,工資上漲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工資上漲過快”。 其實,無論是此前的工資增長過慢,還是蔡昉擔心的“上漲過快”,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的勞資關系缺乏平等協商。在勞動力富余之時,資方常常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開多少工資全憑老板一句話。如今世易時移,勞動力短缺開始顯現,打破長期由資方主導的人力資源市場格局,開始有了“自主定價權”,就很有可能漫天要價,要求企業給過高的工資。這樣一來,表面上看是勞動者贏得了主動,爭得了利益,但是同時,過高的人力成本擠占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削弱里企業的競爭力,企業發展受到影響,最終遭受損失的還是在企業工作的勞動者。 所以,解決“工資上漲過快”問題,既不能依靠工薪族的自覺,更不能仰仗企業老板的蠻橫無賴,最好的好辦法就是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通過勞資雙方工資集體協商進行規范化的利益博弈,以對話代替對抗,在工資分配制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支付辦法、工資標準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形成勞動雙方共同參與的工資解決機制,才能兼顧企業和勞動者雙方的利益,促進工資水平與企業效益相掛鉤,形成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 民生無小事,而工資又是民生之源。只有解決好作為整個勞動經濟權益中最核心環節的工資收入問題,我們才能構建起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才能真正讓勞動者共享企業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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