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訪怎成了屢試不爽的“敲詐神器”？

9月25日，安徽徐思蘭涉嫌敲詐勒索宿州市北關街道辦事處一案在埇橋區法院第二次開庭。檢方指控徐思蘭多次敲詐勒索宿州市北關辦事處人民幣累計9200元。徐思蘭依然拒絕認罪，她堅稱這些錢是上訪期間因生活困難，由其申請或是政府主動給予的救助款，而非敲詐。目前此案尚未判決。（10月19日《新京報》）

無疑，本起詐騙案的奇葩之處在于，總以截訪、黑監獄、“學習班”等強勢形象見人的地方政府，居然成了弱勢群體，多次遭遇“欺詐”。按照街道辦的說話，“徐思蘭頻繁以進京上訪為‘要挾’，迫使多次給錢、報銷”。譬如，今年“兩會”期間，徐提出“最低給她5000元，才不去上訪”。可問題是，上訪本是公民的合法權益，怎成了屢試不爽的“敲詐神器”？

其實，上訪成“敲詐神器”，原因并不復雜。一方面，隨著中央、媒體、公眾關注度的提升，截訪、壓訪已越來越沒市場。另一方面，各地對信訪維穩“一票否決”的硬約束還在。比如，“徐思蘭今年到北京非正常上訪兩次，直接導致街道黨工委書記王中杰停職。”在兩方面作用下，現金贖買已成為很多地區息訪的主要手段。有的地方甚至明說，“只要不上訪，有話好商量。”

因此，從本質上看“訪民敲詐政府”，只不過是一種買賣。街道辦為何起訴徐思蘭敲詐？街道辦的解釋是，“多次給錢、報銷，都沒能阻止徐頻繁進京上訪”。也就是說，訪民“違約”，政府才不得已維權。于是，街道辦才“后知后覺”，“被敲詐”兩年后才報案。試問，倘若訪民徐思蘭息訪，地方政府會不會起訴敲詐？

由此觀之，上訪成了“敲詐神器”背后，隱藏的是地方政府與訪民博弈。訪民以上訪（尤其是去北京非訪）為要挾，逼迫地方政府就范；部分地方政府通過贖買等方式壓制問題。表面看，雙方找到了利益平衡點。但如此平衡，只能讓問題潛伏的“虛假”平衡。到最后，問題一定會報復性爆發，讓兩方面矛盾愈發不可調和。試想，此事過后，訪民與北關街道辦事處之間，還有信任可言么？

通過信訪敲詐案，地方政府必須意識到的是，上訪是反映問題的渠道，而不是利益搏擊的工具。當上訪附著了附加成份的時候，一定會讓問題變復雜。通過“小恩小惠”、暴力壓訪、“法律陷阱”騙訪等方式，只能讓問題潛伏。唯有以化解矛盾、解決問題為導向，真心實意的解決問題，才是解決信訪問題的王道。只是知難行易，否則，十八大提出的取消信訪“一票否決”，也不會在基層依舊“潛伏”。